摘要：1949年新中國成立，如果僅憑內(nèi)戰(zhàn)勝利，還不足以在全世界面前充分展示這個政權的合理性、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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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力作”專欄

　　長期身處和平年代，極易使人在樂享生活、爭名逐利、心浮氣躁、得過且過的狀態(tài)中慵懶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卻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擔當。作為負責任的網(wǎng)絡媒體，極有必要重復吶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是一位勤勉自強、才華橫溢、著作等身、影響深遠的軍中俊杰、愛國學者。其作品以說理透徹、恢宏大氣、振聾發(fā)聵而著稱，獨具提神醒腦、救贖靈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警示當代、鼓舞民志，更為啟迪后世、昭告未來，經(jīng)請示將軍同意，本網(wǎng)編委會決定于2020年3月12日開啟“一南力作”專欄。愿借將軍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積極踐行“導引群心、朝向太陽”理念。

　　敬請各位網(wǎng)友多多轉發(fā)，助力公益善舉，共襄復興偉業(yè)。

心勝

文/金一南

第四章國家尊嚴，用勝利來捍衛(wèi)

　　1949年新中國成立，如果僅憑內(nèi)戰(zhàn)勝利，還不足以在全世界面前充分展示這個政權的合理性、合法性。

　　中國的全球化是從志愿軍跨過鴨綠江那一刻開始的，從此，我們進入了世界體系。

共產(chǎn)黨人，鐵肩擔大任（上）

　　近代中國一盤散沙。

　　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發(fā)生在廣州三元里，只有個別人在抗擊，大多數(shù)民眾在遠處觀戰(zhàn)。英軍登陸后，民眾主動向其出售蔬菜、牲畜和糧食，“洋人在跟皇帝打仗，與我何干，皇帝打敗了，賠皇帝的錢，割皇帝的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與我百姓無關”。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英法聯(lián)軍火燒圓明園，周圍民眾竟然加入哄搶園內(nèi)財物的行列。1900年，八國聯(lián)軍進擊，18000多人十天之內(nèi)攻陷北京。為什么？今天看當年留下的圖片，多少民眾幫著八國聯(lián)軍推小車，又有多少人向八國聯(lián)軍通風報信。廣渠門下水道未曾設防，聯(lián)軍從廣渠門下水道魚貫而入，那么多民眾揣著手站在兩邊麻木地觀看。民眾幫著填平壕溝，幫著架梯子，幫著在墻頭上瞭望。

　　孫中山曾經(jīng)講過一句話：“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

　　嚴復，留學英國，日本伊藤博文的同學，他回來后翻譯了大量西方圖書，他在《孟德斯鳩法意·卷五》按語中寫了這樣一段話：

　　中國自秦以來，無所謂天下也，無所謂國也，皆家而已。一姓之興則億兆為之臣妾，其興也，此一家之興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憲法、國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則一切與之俱亡。顧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嘗為天下計也。

　　中國的王朝更替就是姓氏的更替，劉姓的漢朝變成了李姓的唐朝、趙姓的宋朝、朱姓的明朝、愛新覺羅姓的清朝。“其興也，此一家興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與百姓無關。

　　發(fā)動“九一八”事變的元兇板垣征四郎，是1948年在東京國際戰(zhàn)犯法庭被判處絞刑的七個甲級戰(zhàn)犯之一。1931年8月，板垣征四郎在東北給關東軍做戰(zhàn)斗動員時說：

　　“關東軍心里不托底，我們就1萬多人，東北軍將近20萬，我們搞得過嗎？搞得過，沒問題。從中國民眾的心理上來說，安居樂業(yè)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軍事，只不過是統(tǒng)治階級的一種職業(yè)。在政治上和軍事上與民眾有聯(lián)系的，只是租稅和維持治安。因此，中國是一個同近代國家情況大不相同的國家，歸根到底，它不過是在一個擁有自治部落的地區(qū)加上‘國家’這一名稱而已。所以，從一般民眾的真正民族發(fā)展歷史上來說，國家意識無疑是很淡薄的。無論是誰掌握政權，誰掌握軍權，負責維持治安，這都無礙大局。他們就是交稅，交給滿洲國也是交，交給日本人也是交，交給國民黨也是交，無所謂的。只要能交稅養(yǎng)家糊口，怎么都行。他們不是一個團體，他們是分散的個體。”

　　另外一位“九一八”事變的元兇石原莞爾，被稱為“日本陸軍最富戰(zhàn)略頭腦的人”，他講了一句話：“我不用拔劍，我只用竹刀就足以嚇退張學良。”近代侵略者對中國的輕視，對民眾及整個國家的輕視，令人心寒。

　　抗戰(zhàn)期間，我們毫不否定正面戰(zhàn)場的作用，但是一定不要忘記，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wèi)以下，20多位中央委員投敵，58位將官投敵，一些部隊成建制嘩變。整個八年抗戰(zhàn)，協(xié)助日軍作戰(zhàn)的偽軍人數(shù)高達210萬，超過侵華日軍數(shù)量，使中國成為唯一一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偽軍人數(shù)超過侵略軍的國家。

　　“二戰(zhàn)”各國都有偽軍。德國進攻法國，法國有偽軍；德國進攻蘇聯(lián)，烏克蘭有偽軍；但像中國這種偽軍人數(shù)超過侵略軍的，獨此一份。當時的中國政治被演繹得如此丑陋，出現(xiàn)集團性的精神沉淪和人格沉淪的，不是普通百姓，而是黨政精英。

　　周作人，魯迅的弟弟，今天不少出版社出版他的作品，所謂“近代散文第一家”，但是可以不講品質，只講才能嗎？

　　當年，面對日本侵略，很多知識分子在《救國宣言》上簽字，周作人不簽。“七七事變”后，北京大學撤離北平，周作人不走。不簽不走可以，還死心塌地跟著日本人干。連勸誘周作人出任偽職的日本人都感到意外，最初以為他不會放棄文人的清高，出任偽職可能性不到1%。日方已有底案，如果周作人堅持不受只有作罷，并不打算勉為其難，沒想到周作人欣然接受，出任偽華北政府教育總署督辦，跟隨汪精衛(wèi)訪日訪滿洲國，發(fā)表講演，慰問日本傷兵。

　　周作人說：“我不干，他們派刺客來殺我。”根本不是什么日本刺客，其實要殺周作人的是國民黨軍統(tǒng)戴笠，下命令的則是蔣介石，他命令清除漢奸文人周作人。

　　刺客半夜爬到周作人家里，周作人不知道，自己去開門，刺客當胸一槍。但刺客怕晚上刺殺聲音太大，所以為了消音，槍的口徑用得很小，子彈威力不強，正好打中周作人衣服的銅扣子，一下子彈開了。周作人應聲倒地，卻毫發(fā)未損，身上連輕傷都沒有。他的傭人從里屋出來，刺客第二槍把傭人打死了。刺客誤以為打死了周作人，連夜報告擊斃了周作人。

　　周作人后來說：“就是死了許多文天祥又何補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國再出現(xiàn)文天祥。”在那個綱常錯亂、廉恥掃地、暗無天日的年代，清華大學教授俞平伯仰天長嘆“我們的英雄不知在何處”。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共產(chǎn)黨挺身而出。中國共產(chǎn)黨人在中華民族奮斗史中的全部合理性合法性，就是他們的民族擔當。在最困難、最黑暗、最絕望的時候，共產(chǎn)黨人站出來了。

　　東北抗日聯(lián)軍將領楊靖宇，第一路軍總司令，抵抗到最后剩自己一個人，有希望嗎？一點兒希望都沒有。但他繼續(xù)抵抗，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楊靖宇一米八幾，身高腿長。東北的隆冬，雪很深，日本人形容楊靖宇像個大鴕鳥，在雪地上一蹦一蹦幾下就沒影了。日本人個矮腿短，雪深沒膝，怎么跑也追不上他，于是就特別佩服他，甚至把他神化了。最終將楊靖宇置于絕境的，不是日本人，反倒是他身邊的一個個叛徒。

　　第一個叛徒：程斌，抗聯(lián)第一軍第一師師長，楊靖宇最信任的人。1938年率部投敵，組成程斌挺進隊。程斌知道楊靖宇必然藏身于某個深山老林的密營中。那些密營里有糧食，有柴火，使得楊靖宇能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惡劣環(huán)境中生存下來。程斌帶領“討伐隊”將密營全部搗毀，使楊靖宇失去了生存的保障。

　　第二個叛徒：張秀峰，軍部警衛(wèi)排排長，父母雙亡的孤兒，被楊靖宇撫養(yǎng)成人。1940年2月他帶著機密文件、槍支及抗聯(lián)經(jīng)費叛變投敵，向日軍提供了楊靖宇的突圍路線。張秀峰是楊靖宇的貼身警衛(wèi)，知道楊靖宇的活動規(guī)律。此人2月叛變，楊靖宇3月份犧牲。

　　第三個叛徒：張奚若，抗聯(lián)第一軍第一師特等機槍射手，叛變后在偽通化省警務廳廳長岸谷隆一郎的命令下，開槍射殺了楊靖宇。

　　第四個叛徒：蒙江縣保安村村民趙廷喜，上山砍柴發(fā)現(xiàn)了楊靖宇。楊靖宇好幾天沒吃飯，棉鞋也跑丟一只，對趙廷喜等幾個村民說，下山幫我買幾個饅頭，再買雙棉鞋，給你們錢，不要告訴日本人。趙廷喜倉皇失措地下山，很快就向日本人告發(fā)：楊靖宇在山上。

　　程斌、張秀峰、張奚若、趙廷喜，哪一個不是中國人？他們又都是失去了血性、最終只能給別人當奴才的中國人。

　　有一段趙廷喜與楊靖宇的對話。見楊靖宇幾天沒有吃飯，臉上、手上、腳上都是凍瘡，趙廷喜說：“我看還是投降吧，如今滿洲國不殺投降的人。”趙廷喜哪里知道，豈止不殺，如果楊靖宇投降，日本人還打算讓他出任偽滿洲國軍政部長，利用楊靖宇的影響制服東北抗聯(lián)。

　　只剩單槍匹馬的楊靖宇沉默了一會兒，對趙廷喜說：“老鄉(xiāng)，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還有中國嗎？”這一句話驚天動地，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中國共產(chǎn)黨人在整個抗日戰(zhàn)爭期間，有一個中央委員投敵嗎？有一個將官投敵嗎？一個都沒有！

（未完待續(xù)）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全國模范教師，全軍英模代表大會代表。全軍首屆“杰出專業(yè)技術人才”獲獎者，連續(xù)三屆國防大學“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國家安全戰(zhàn)略，國際沖突與危機處理。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并代表國防大學赴美軍院校講學。兼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北京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一南軍事論壇》主持人，《中國軍事科學》特邀編委。2008年被評為“改革開放30年軍營新聞人物”，2009年被評為“新中國成立后為國防和軍隊建設作出重大貢獻、具有重大影響的先進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