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路軍的西征，是來自不同方向的紅軍隊伍，在內(nèi)外矛盾中向著統(tǒng)一紀律、統(tǒng)一意志、統(tǒng)一指揮轉變的，艱難痛苦地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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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力作”專欄

　　長期身處和平年代，極易使人在樂享生活、爭名逐利、心浮氣躁、得過且過的狀態(tài)中慵懶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卻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擔當。作為負責任的網(wǎng)絡媒體，極有必要重復吶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是一位勤勉自強、才華橫溢、著作等身、影響深遠的軍中俊杰、愛國學者。其作品以說理透徹、恢宏大氣、振聾發(fā)聵而著稱，獨具提神醒腦、救贖靈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警示當代、鼓舞民志，更為啟迪后世、昭告未來，經(jīng)請示將軍同意，本網(wǎng)編委會決定于2020年3月12日開啟“一南力作”專欄。愿借將軍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積極踐行“導引群心、朝向太陽”理念。

　　敬請各位網(wǎng)友多多轉發(fā)，助力公益善舉，共襄復興偉業(yè)。

心勝

文/金一南

第三章西征作戰(zhàn)，白骨永筑青山

　　西路軍的西征，是來自不同方向的紅軍隊伍，在內(nèi)外矛盾中向著統(tǒng)一紀律、統(tǒng)一意志、統(tǒng)一指揮轉變的，艱難痛苦地蛻變。

為什么損失慘重?（下）

　　張國燾的意思是先到寧夏，先拿裝備。中央的意思是一、四方面軍共同取裝備，包括二方面軍也共同到定遠營。如果不明白當時三個方面軍之間的分歧，和來自不同的根據(jù)地、不同山頭之間利益的不同取向，你就很難明白西路軍的形成及其后來錯綜復雜的行動。

　　10月24日，毛澤東與周恩來致電彭德懷，要他與張國燾共商：

　　三十軍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軍擬暫不渡為宜；

　　目前先決問題是如何停止南敵。

　　幾乎在毛澤東要求彭德懷與張國燾“共商”的同時，10月24日晚三十軍已在靖遠以南的地區(qū)渡河，“共商”幾成多余。雖然今人不知曉當時彭德懷是否還來得及與張國燾“共商”，但三十軍的過河總算還有一份中央的背書，九軍的過河呢？毛澤東24日剛講“九軍擬暫不渡為宜”，25日晚九軍就開始渡河。說九軍不服從中央命令，但九軍得到了中革軍委朱德、張國燾聯(lián)名的命令，朱德是中革軍委主席，張國燾是紅軍總政委，其實當時主要是張國燾的意思，朱德被張國燾完全架空了。

　　10月26日，張國燾命令九軍、四方面軍總指揮部渡河。就在渡河的當天，中央以絕密電致前敵總指揮彭德懷：

　　國燾有出涼州不愿出寧夏之意，望注意。

　　涼州在西面，寧夏在北面，張國燾有意向西不向北。10月27日，九軍及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全部過河。同日，彭德懷、聶榮臻分別向中央報告張國燾有意破壞預定計劃。寧夏戰(zhàn)役計劃首先擊破南敵，四方面軍一個軍渡河，兩個軍留在河東，與一方面軍、二方面軍共同擊退南面國民黨中央軍胡宗南、關麟征等部。由于四方面軍的幾個軍都渡河，首先擊破南敵的方案流產(chǎn)。

　　10月28日，中央致電張國燾及各軍首長：

　　目前我們正處在轉變關頭，三個方面軍緊靠作戰(zhàn)則有利，分散作戰(zhàn)則削弱，有受敵人隔斷并各個擊破之虞。

　　中央提出警告，三個方面軍要聯(lián)合起來，否則麻煩。結果話音剛落，10月29日五軍過河。從今天來看，西路軍作戰(zhàn)能力原本強勁，它的整個歷史也非常悲壯，但是在過河這個問題上，九軍、五軍都沒得到中央認可。中央后來追認了九軍過河，但一直沒有認可五軍過河。簡單說它不服從中央的領導，不服從中央指揮，也不太對。

　　問題在哪里呢？從中央層面看，要求九軍、五軍不要過河它卻過了，可以說違背了中央的意思，但從它的指揮程序來看，當時中央還不能夠完全指揮調(diào)動紅四方面軍，他們過去一直是服從張國燾指揮的，具體行動也得到了中革軍委的背書，所以也不能夠簡單說成是擅自行動。

　　毛澤東設想通過組織寧夏戰(zhàn)役，實現(xiàn)統(tǒng)一指揮，獲得對三個方面軍的指揮權。也就是說，不是通過召開會議讓各方面把指揮權交來，而是通過一次實際作戰(zhàn)實現(xiàn)統(tǒng)一指揮、統(tǒng)一號令。所以10月29日，毛澤東在給前敵總指揮彭德懷的電報中強調(diào)：

　　全戰(zhàn)役需掌握在你一個人的手里。

　　就是想通過實際作戰(zhàn)，真正獲得四方面軍和二方面軍的指揮權。但彭德懷指揮不動張國燾，調(diào)不動四方面軍。彭向中央報告：

　　張對打擊胡敵始終動搖，企圖以四方面軍先取遠方物資后再說。

　　張國燾不想先打，想先到定遠營獲取蘇聯(lián)援助物資，這給當時中央的指揮號令帶來重大問題。由于紅軍指揮不統(tǒng)一，胡宗南部于11月初截斷寧夏通道，隔斷了河東紅軍與河西部隊的聯(lián)系，寧夏戰(zhàn)役計劃被迫中止執(zhí)行，西路軍由此成為孤軍。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紅軍指揮步調(diào)不統(tǒng)一帶來的重大問題。

　　11月5日張國燾致電徐向前、陳昌浩：

　　你們之河北縱隊目前最主要的任務是消滅馬步芳部，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首先占領大靖、古浪、永登地區(qū)，必要時應迅速占領涼州地區(qū)。行動要迅速、秘密、堅決和機斷專行，你們應不受一切牽制，獨立地去完成你們的任務。

　　電報里面幾次寫到“獨立”“獨立開展一個局面”“獨立地去完成你們的任務”，還特別指出“要迅速、秘密、堅決和機斷專行”“不受一切牽制”。實質上是強調(diào)，中央來電，你們可以執(zhí)行也可以不執(zhí)行，你們有專斷權，關鍵要搞出一個獨立的局面來。這就是在當時中央與張國燾分歧的大背景下，形成的對西路軍的復雜指揮體制。

　　11月16日，西路軍制定《平（番）大（靖）古（浪）涼（州）戰(zhàn)役計劃》，張國燾立即批準：

　　你們的獨立行動，對實現(xiàn)黨的政策路線和戰(zhàn)略方針有偉大意義.你們即在甘北、寧夏西北、青海東部大大擴大活動區(qū)域，根據(jù)實際情況，組織回蒙革命團體、政權機關和游擊隊等，必要時你們自己提選人員，組織地方黨和政權機關。

　　“獨立行動”“自己提選人員”“組織地方黨和政權機關”，這是張國燾對西路軍的要求，就是一定要獨立地搞出一個局面。

　　因步調(diào)不一致，中央的海打戰(zhàn)役計劃、寧夏戰(zhàn)役計劃、作戰(zhàn)新計劃等需要一、四方面軍配合的作戰(zhàn)計劃，都未能實現(xiàn)。這是我們今天看起來難以理解的，卻是當時存在的非常復雜的問題，就是指揮層面出現(xiàn)了分歧。尤其是中央對四方面軍沒有完全掌握，不好直接指揮、也不能直接指揮所帶來的一系列的問題，包括兩個方面軍之間的誤解交叉其中。由此造成了西路軍后來的命運。

　　三是錯判。

　　不僅張國燾發(fā)生了錯判，中央也發(fā)生了一些錯判。

　　錯判之一，中央低估了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據(jù)地的難度，毛澤東同志也低估了。

　　1936年6月毛澤東致函彭德懷：

　　關于紅軍接近蘇聯(lián)的道路有兩個：一是寧夏和綏遠以西，這條路距離較近，人口條件較好，缺點是恐怕不易形成根據(jù)地；二是甘、涼、肅三州，這條路距離較遠，某些區(qū)域人口稀少，行軍宿營恐有妨礙，但能形成根據(jù)地。

　　實際上在甘、涼、肅三州的河西走廊一帶，建立根據(jù)地非常困難。這是中央發(fā)生的第一個錯判。

　　錯判之二，是高估了東北軍對西北軍閥的影響。

　　“西安事變”以后，毛澤東同志、周恩來同志覺得我們能夠通過與西北、東北軍的合作，使整個西路軍的處境發(fā)生重大改善。當時甘肅省主席是東北軍軍長于學忠，我們與東北軍的張學良達成協(xié)議，與西北軍的楊虎城達成協(xié)議，與甘肅省主席于學忠達成協(xié)議，都是要改善西路軍的處境，而且?guī)讉€方面都同意了。所以12月27日，中央致電徐向前、陳昌浩：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前途甚佳。西路軍仍執(zhí)行西進任務，占領甘、肅二州，一部占領安西。

　　可見當時中央是看好西進的，認為西路軍能夠完成這一任務。

　　數(shù)日之后，國民黨中央軍進抵西安。東北軍、西北軍為保證西安的側后方安全，提議西路軍一部分出靖遠，配合河東紅軍迎擊胡宗南。于是中央改變西路軍西進的決定，命令部隊東返，配合東北軍行動。這樣就出現(xiàn)了西路軍忽西忽東的拉鋸局面。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中革軍委主席電示徐向前、陳昌浩：

　　西路軍仍應執(zhí)行西進任務。

　　隨后蔣介石又調(diào)集重兵進攻西安。根據(jù)形勢變化，軍委主席團再令西路軍停止西進，在甘州、肅州地區(qū)建立根據(jù)地。

　　出現(xiàn)“反復拉鋸”的原因是什么呢？一方面在對當時形勢進行判斷，另一方面在不斷改變判斷。對東北軍、西北軍能不能與紅軍建立西北國防政府的判斷，對東北軍控局能力的判斷，等等。這一系列判斷之間的拉鋸，導致了后來西路軍行動的來回拉鋸，在倪家營子的來回拉鋸。

　　這種拉鋸有點兒像中央紅軍的四渡赤水——來回地調(diào)集部隊，一會兒前，一會兒后，一會兒渡過去，一會兒渡回來。當時部隊中充滿了怨言，連林彪都發(fā)牢騷說，為什么不走弓弦而走弓背。這是部隊不了解中央戰(zhàn)略意圖，中央決策就是根據(jù)敵人的布勢來回地改變。所以，西路軍在西部的行蹤不定，來回反復，包含有中共中央對形勢判斷的來回修正。當時以為東北軍能有很大影響，最后證實它沒有太大影響，對馬匪則幾乎沒有影響。

　　為了援助西路軍，1937年1月24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

　　西路軍領導機關……要求我們把二馬弄好，并要求四軍、三十一軍西去援助，軍委已屢電指出其弱點，但一方面我們應盡一切可能援助之，二馬方面西安尚有辦法可想否，可否要于學忠對馬步芳來一威脅，謂不停止進攻，紅軍主力即將攻擊青海，如停止進攻，則西路紅軍可以甘州為界，甘州以東不相侵犯。

　　當時對東北軍抱了希望，也對馬匪抱了希望。中央2月6日致電周恩來：

　　與于學忠商調(diào)1師、2師進駐永登紅城子與西路軍配合。

　　希望東北軍在西路軍解除困境方面發(fā)揮作用。

　　2月24日，毛澤東再電在西安作為國共和談調(diào)解人的周恩來：

　　聽說馬步芳很愛錢，請你考慮是否有辦法送一筆錢給馬，要他容許西路軍回到黃河以東，二馬有代表在西安否？

　　后來有些人講，毛澤東想讓西路軍陷入絕境，這完全是信口雌黃。毛澤東恨不得收買馬步芳，讓他放過西路軍。聽說他很愛錢，便問“是否有辦法送一筆錢給馬步芳，要他容許西路軍回到黃河以東”。說毛澤東當時對馬步芳抱有幻想，小看了其干到底的決心，是不得不認的事實；說毛澤東想讓西路軍覆滅，見死不救，則是不折不扣的污蔑。

　　歷史上中國共產(chǎn)黨人經(jīng)歷過很多失敗，西路軍是其中一個重大失敗。怎么總結出經(jīng)驗教訓來？經(jīng)驗教訓的總結來自于它的客觀，指揮層面、統(tǒng)帥層面都有問題，都有加以檢討的必要。而我們不能用統(tǒng)帥層面的問題掩蓋指揮層面的問題，也不能企圖用指揮層面的問題掩蓋統(tǒng)帥層面的問題。

　　1988年徐帥的《歷史的回顧》出版，他總結了四點西路軍的歷史教訓：

　　第一，任務多變。

　　第二，戰(zhàn)場主動權的喪失。

　　第三，戰(zhàn)場指揮缺乏機斷專行。

　　第四，對蔣介石的輕信。

　　后來出現(xiàn)了一本在香港出版的《史說長征》，內(nèi)容與這種認識完全不相符，將西路軍的覆亡說成是毛澤東的陰謀詭計，中央陷西路軍于絕境，最后取得對紅軍的統(tǒng)一指揮權。2010年全國黨史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同志點名批評這本書，稱它完全歪曲了我們的歷史。摘幾份于己有利的電報，得出自己的結論。于己不利的電報，一概不引用。這是在研究歷史、思索教訓嗎？習近平同志說：“要揭示和宣傳黨在長期奮斗中積累的寶貴經(jīng)驗、形成的光榮傳統(tǒng)和優(yōu)良作風，堅決反對任何歪曲和丑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

　　把西路軍問題變成毛澤東與張國燾的個人權力之爭、指揮權力之爭，以犧牲西路軍為代價，取得對紅軍的統(tǒng)一領導，這是對我們黨史的嚴重玷污和褻瀆。

（未完待續(xù)）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全國模范教師，全軍英模代表大會代表。全軍首屆“杰出專業(yè)技術人才”獲獎者，連續(xù)三屆國防大學“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國家安全戰(zhàn)略，國際沖突與危機處理。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并代表國防大學赴美軍院校講學。兼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北京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一南軍事論壇》主持人，《中國軍事科學》特邀編委。2008年被評為“改革開放30年軍營新聞人物”，2009年被評為“新中國成立后為國防和軍隊建設作出重大貢獻、具有重大影響的先進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