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力作”專欄

　　長期身處和平年代，極易使人在樂享生活、爭名逐利、心浮氣躁、得過且過的狀態(tài)中慵懶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卻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擔當。作為負責任的網(wǎng)絡媒體，極有必要重復吶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是一位勤勉自強、才華橫溢、著作等身、影響深遠的軍中俊杰、愛國學者。其作品以說理透徹、恢宏大氣、振聾發(fā)聵而著稱，獨具提神醒腦、救贖靈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警示當代、鼓舞民志，更為啟迪后世、昭告未來，經(jīng)請示將軍同意，本網(wǎng)編委會決定于2020年3月12日開啟“一南力作”專欄。愿借將軍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積極踐行“導引群心、朝向太陽”理念。

　　敬請各位網(wǎng)友多多轉發(fā)，助力公益善舉，共襄復興偉業(yè)。

心勝

文/金一南

第十三章 階級叛逆者——寫給母親

　　人生是什么？幸福是什么？追求是什么？向往是什么？得到了什么？又丟掉了什么？這些看似簡單的問題，很多人一輩子也無法完全弄清楚。

　　我心目中的母親是個戀家之人。

　　每到周三周四，她就開始操心周末的飯菜，然后耐心等待子女一個一個回來。有事回不去，打電話“請假”時，我們都會忐忑不安，似乎看得到電話那一端母親失望的表情。周末全家團聚，是她最重要的心愿。

　　然而，她對子女的關切，與別人的母親又不盡相同。記得當年參軍入伍時，母親送我到新兵集結地點，與接兵的王連長簡單講了幾句話，便很快離去，不像現(xiàn)場的其他母親那樣，與即將遠行的孩子難分難舍，叮囑個沒完沒了。我至今仍記得，在亂哄哄的一片嘈雜聲中，母親裹了一下圍巾、頭也不回快步消失在寒冬中的背影。

　　操持有6個子女的大家庭，她不知付出多少心血，也練就了那種說一不二、不容爭辯的干練。她并不喜歡子女們整天繞在身邊，希望孩子們能夠各自獨立飛翔。

　　時間像流水一樣過去。印象中當年那個忙碌、嚴厲、說話干脆、做事果斷、個性極強的母親，隨著年齡的增長，雖然依舊嚴厲果斷、依舊個性很強，但日益增加了對子女的溫情和眷戀。她希望子女們再忙，也不要忘記這個家。只要回家，不管講什么她都愛聽。如果不回家，怎樣給她解釋她都不高興。社會風氣不好，她不滿意，但滿意子女在單位個個爭氣，在家個個盡孝，有個好的家風。

　　父親也是個戀家的人。多年工作繁忙，他很少有時間顧家，也少有時間享受家庭親情。經(jīng)歷無數(shù)波折之后，父親晚年對自己的家庭表現(xiàn)出一種難于言表的眷戀。

　　1972年底，他被關押5年之后終得釋放。幾個孩子即將參軍出發(fā)，唯有我突然改變了主意，想留下來繼續(xù)在工廠干。當了一輩子兵的父親不動聲色地坐在那里，聽著母親和大姐對我苦苦相勸。從眼神中能夠覺察他不反對我的決定，不希望孩子們個個離他而去。但他始終沒有說出來。

　　后來聽母親說，我們都走了以后，父親每天最高興的事，就是坐在桌前，戴上老花鏡，認真閱讀我們從各地寄回家的信件。哥哥和我在部隊立三等功的喜報，他放在中間抽屜里，有空就拿出來，一遍一遍地看。

　　父親革命一生，從來以工作為重，卻也特別珍視自己這個家庭。1982年初，他大病一場，與死神擦肩而過。剛剛縫合被切開的氣管，可以下床行走了，就不聽別人勸阻，急著要回來看看離開了半年多的家。

　　那是一個陽光燦爛的夏日，父親穿了件米黃色綢襯衫，戴著草編的遮陽帽邁進院落。在大家的前后奔忙之中，他拄著手杖，穿過光影婆娑的葡萄架，敞開衣扣，緩步向我們走來。子女們個個熱淚盈眶，他臉上卻綻放出那種從內心充溢出來的春天一樣舒心、陽光一樣燦爛的笑容。

　　家庭是什么？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是心靈的驛站。家庭是身體的歇息地，是精神的放松地。不管外面如何狂風暴雨，這里都有你一間可以遮風避雨的小屋。不管外面多么驚濤駭浪，這里都有你一處安全靠泊的港灣。對子女來說，不管你在外面遭遇多大的挫折和委屈，這里都會傾聽你的訴說，并給你加油充電。不管你在外面多么說一不二，回到這里你都要畢恭畢敬地接受教誨。不管你長到多少歲，回到這里你都必須重新回歸兄弟姊妹的長幼序列。

　　上學時，有一句老師用來批評學生的話：“家庭觀念太重。”也許就因為這種環(huán)境氛圍，再加上后來一直上寄宿制學校，每周有6天都吃住在學校里，從小我就沒有很重的家庭觀念。

　　“文革”開始，我們幾個初一的同學外出串聯(lián)，到了上海，發(fā)燒40度，說是急性肺炎。一個人昏昏沉沉躺在建筑工程學院學生宿舍的上鋪，也沒有想家，只是懊惱不能和其他同學一起去轉南京路和外灘。

　　參軍入伍后，部隊規(guī)定服役滿三年就可以探親，我整整四年才第一次提出探親申請，主要原因還是毛澤東主席去世，想回北京了解情況。那是1976年冬天。到家后，母親問我：“四年沒回來，想不想家？”在部隊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干得熱火朝天，我真的很少有時間想家。但又怕說出來傷母親的心，就回答說“想”。

　　又過去了三十多年。隨著時間的日積月累，像我這樣家庭觀念淡薄的人，也越來越感受到家庭在心中的分量了。我們全家人曾經(jīng)天各一方——大姐在黑龍江尚志縣，后來轉到北京房山；二姐在安徽合肥，后又調到蕪湖；三姐在內蒙古五原，后來去了云南；大哥在陜北宜川，后來去了貴州；我在湖北光化；弟弟在山西大同。母親作為全家的軸心，用一封又一封家書，把天南地北的一家人緊緊地聯(lián)在一起。

　　母親的信很少兒女情長。她把“四人幫”在北京的倒行逆施告訴我們；把天安門廣場紀念周總理的詩詞抄給我們；把她對黨和國家的深深憂慮傳遞給我們。后來回想，自己在偏遠的鄂西北山區(qū)基層連隊當機械員時，還能夠比較敏感、比較清醒，按照今天的話說，還算“比較具有信息量”，母親的一封封來信起了重要作用。

　　我開始悄悄在連隊幾個戰(zhàn)友中間，傳遞母親信中所說的事情。聽后，大家個個情緒激動、義憤填膺。綽號“大胡子”的陳景樂按捺不住，竟然半夜一個人偷偷爬起來，去撕連隊墻報上“批鄧”的大標語。這件事他沒跟我們說，卻被起來上廁所的人看見。幸虧也是自己人，只悄悄告訴我們就了事。那個年代誰都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大家都幫他保密。但消息最終還是漏了出去。后來機關政治部的人跟我們說：“幸虧很快粉碎了‘四人幫’，否則你們連隊已經(jīng)被列為調查對象了，你們幾個人都是調查重點。”

　　幾十年過去，原部隊早已撤銷，“大胡子”陳景樂也轉業(yè)回了山西。每次接到他的電話，我都能想起湖北老河口那個冰冷的冬天，他裹件棉大衣溜達到墻報底下，環(huán)顧左右沒人，一把扯下墻上標語的情景。那已是我心中一幅恒定的圖畫了。改革開放已經(jīng)三十多年，它依然在描述三十多年前，多少個像陳景樂這樣赤誠的中國人，強烈要求國家變革的圖景。

　　當時在他的央求下，我曾經(jīng)給他看過母親寫來的信。母親的字跡不像一般女性那么文靜秀氣。她的字寫得大，寫得快，寫得扎實，既清晰又有力，字里行間透露著她那黑白分明的性格。“大胡子”陳景樂看完信后對我說：“你母親真有水平。”

　　有水平，卻不一定有機會、有時運。我總覺得母親一生有些耽誤。她始終沒有處于一個能夠發(fā)揮她全部能量的位置。也許除了機會和時運，還與她的脾氣和性格有關系。

　　母親的脾氣很急，性格很硬。急，就容易傷人。硬，就容易折斷。傷了且斷了，一個家也就隨著完了。父親一直擔心的，就是這一點。臨終前父親曾經(jīng)囑托說，他最不放心的就是母親，擔心她一個人能不能維持好這個家庭。我確實不知道該怎么表述父親、母親對他們親手組織的這個家庭的那種永遠懷抱的希望和永遠不斷的眷戀。

　　父親去世已經(jīng)二十多年，今天我們完全可以告慰他：母親做到了。子女們也都盡心盡力幫著母親做到了。

　　在維持和維護這個家庭方面，十分慚愧地說：我做事不多，出力最小。非但如此，頭腦中還時不時閃過某些叛逆的意向。自我解釋可能是血脈相承。

　　當父親母親像所有的父親母親那樣，要求我們聽父母的話、遵守好家規(guī)、不要個人主意太大的時候，我總會驀然想到當年父親母親是怎樣離開他們各自的家庭，走上革命道路的。如果他們都聽父母的話而不離家出走，一個江西永豐的農家子弟，一個河南開封的初中女生，怎么可能前者經(jīng)過萬里長征，后者也是千里迢迢在延安會聚，在黃土高原完成他們的結合？

　　父親在自傳中這樣敘述他離別家庭的情況：

　　“1929年我就下定了決心丟家革命，當紅軍去。”

　　“1930年春節(jié)前夕，紅四軍一個縱隊打下了城。舊歷正月初一，我瞞著家人，回避村人，從小路進城去找紅軍。”

　　父親是家中的獨子，明明知道“我走后家一定會完”，但他還是義無反顧地走了，踏上了萬水千山的里程。那一年他21歲。

　　人的命運就是這樣奇特。不同選擇造成的不同結果差異竟如此巨大。九死一生長征到延安的父親，怎么能夠想到千里之外的開封女中有一個學生，也即將離家出發(fā)奔赴延安，后來與他結為夫妻？

　　母親回憶說：

　　“1937年抗日戰(zhàn)爭開始不久，開封淪陷，那時我正讀初中二年級，學校停辦，留在開封就要當亡國奴。”

　　“我和幾個同學商量著要從家里偷跑，一同到延安。”

　　“國民黨看見大批知識分子奔向延安，為了與共產黨爭奪知識分子，在從西安到延安的中部縣設卡攔截學生。西安辦事處將我們一百多人編成一個護士大隊，每人發(fā)了灰軍服、八路臂章，我們就這樣參了軍，都高興極了。因為都是沒有走過長路的學生，所以每天只走四五十里路，我第一次參加了十四天的長途行軍到了延安。”

　　母親是家里的幺女。那一年“簡單地拿了一些衣物，像得到解放似的離開了家”，還不到16歲。

　　父親和母親，一個是南方人，一個是北方人。一個是貧家子，一個是富家女。一個屬于被“圍剿”的“赤匪”，一個則是名門望族的小姐。不論就哪個方面衡量，正常情況下，他們的結合似乎都是天方夜譚。

　　但那恰恰是一個非常的年代，一個中國的命運即將發(fā)生重大轉折的狂飆突進的年代。

　　父親在自傳中說：“1925年‘五卅運動’，我也同學校一道上街游行，進一步懂得一些什么（是）列強欺壓中國，中國是頭睡獅。”

　　母親在回憶里寫：“1939年，我16歲，一個歡蹦亂跳的女孩子，為了不當亡國奴，從這個大門走向了革命。”

　　他們本處不同地域，本屬不同階層，具有不同背景，擁有不同身份。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一國家狀態(tài)，使他們各自舍棄家庭而投奔革命洪流，最終在延安集合成一個整體，完成了人生命運的交流匯聚。

　　有句哲言說：“人的一生縱然漫長，關鍵時刻卻只有幾步。”父親和母親在中華民族命運面臨歷史性抉擇，民族成員或為奴隸或為英雄或為逃兵或為先鋒的時刻，邁出了他們關鍵性的一步。他們都沒有把個人命運與家庭命運聯(lián)系在一起，都把自己的命運與民族命運聯(lián)系在了一起。

　　父親從江西出發(fā)到延安，萬里長征。母親從開封出發(fā)到延安，千里奔波。他們都拋開了自己的家庭和親人，雙雙成為各自家庭的“不孝者”，甚至“叛逆者”。他們又都加入了轟轟烈烈重新塑造中國命運的革命運動，雙雙成為黃河之濱聚集的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子孫。

　　這就是我們這個家庭。這就是如今每個周末期盼子女個個回家的年邁母親。當她在燈下戴著老花鏡看報紙的時候，當她推著輪椅在院子里蹣跚散步的時候，孫輩的年輕人能否想象出、感悟到這位慈祥的老奶奶波瀾起伏的一生？

　　人生是什么？幸福是什么？追求是什么？向往是什么？得到了什么？又丟掉了什么？這些看似簡單的問題，很多人一輩子也無法完全弄清楚。

　　唯物辯證法說：世界不是事物的集合體，而是過程的集合體。講得實在透徹。人人皆過客——不論多么偉大或者多么渺小。生命皆過程——不論多么豐富或者多么單純。世界上的每一個家庭同樣如此，都離不開從有到無、從無到有這一過程。

　　明白了這些，更讓人感到有必要記錄下母親及這個家庭的非同尋常之處。歷史將會證明，中華民族的崛起，實際上從父親母親那一代面對民族危難、毅然跨出家門的時刻已經(jīng)開始。

　　雖然我們這個家庭不過是滄海一粟，而且伴隨這一進程，經(jīng)歷了無數(shù)的磨難，但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感到由衷地驕傲，因為經(jīng)此非凡年代，這個家庭參與了、見證了中華民族從苦難到輝煌的崛起歷程。

（未完待續(xù)）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全國模范教師，全軍英模代表大會代表。全軍首屆“杰出專業(yè)技術人才”獲獎者，連續(xù)三屆國防大學“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國家安全戰(zhàn)略，國際沖突與危機處理。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并代表國防大學赴美軍院校講學。兼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北京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一南軍事論壇》主持人，《中國軍事科學》特邀編委。2008年被評為“改革開放30年軍營新聞人物”，2009年被評為“新中國成立后為國防和軍隊建設作出重大貢獻、具有重大影響的先進模范人物”。

一南力作

[實習編輯 關茗月 編輯 瑞雪  審核 雅賢  編審 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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