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性與血性：拒絕無尊嚴保命哲學

“一南力作”專欄

　　長期身處和平年代，極易使人在樂享生活、爭名逐利、心浮氣躁、得過且過的狀態(tài)中慵懶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卻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擔當。作為負責任的網絡媒體，極有必要重復吶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是一位勤勉自強、才華橫溢、著作等身、影響深遠的軍中俊杰、愛國學者。其作品以說理透徹、恢宏大氣、振聾發(fā)聵而著稱，獨具提神醒腦、救贖靈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警示當代、鼓舞民志，更為啟迪后世、昭告未來，經請示將軍同意，本網編委會決定于2020年3月12日開啟“一南力作”專欄。愿借將軍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積極踐行“導引群心、朝向太陽”理念。

　　敬請各位網友多多轉發(fā)，助力公益善舉，共襄復興偉業(yè)。

心勝

文/金一南

第一章靈魂與血性

　　正是中國革命的這種“野蠻”，把魯迅描寫的“阿Q精神”毛澤東諷刺的“賈桂習性”一掃而光，使這個民族真正從精神上站立起來。

人性與血性：拒絕無尊嚴保命哲學

　　血性不是后天的品格，而是先天的稟賦。生命伊始，人性中就被注入了血性。人性代表人類最基本的需求：生存、溫飽、尊嚴。這三個要素無不包含血性的支撐。

　　當原始人在森林里尋食求生的時候，沒有血性，就只有餓死、凍死。尊嚴更要靠血性支撐。如果只有溫飽沒有尊嚴，人類與其他動物有什么區(qū)別？還能走出周口店的洞穴嗎？一部社會發(fā)展史證明，沒有血性的人性，不是完整的人性，容易滑入放棄擔當、仰人鼻息、逆來順受的奴性。

　　某著名大學的著名教授講過這么一段話：“有些漢奸如汪精衛(wèi)，并不是為了自己升官發(fā)財，而是為了減輕人民痛苦，作為抵擋日本人欺壓人民的緩沖器。這樣的漢奸非但沒有錯，而且是真正的英雄。反過來看，有些英雄拿幾十萬人民的生命作抵押，堅決不投降，從人民利益的立場看，這些人不值得效法。”還說：“在敗局已定的情況下，應該說投降是正確的選擇。”“如果我們以這種觀點看歷史，幾千年的歷史可以改寫。”

　　他講的還是人性嗎？還有生命的尊嚴嗎？這種一丁點兒血性都沒有的人，戴著大學教授的帽子，在今天的社會大行其道，以活著為第一要務，不行就屈服，就投降。他還說：“投降了就要遵守人家的規(guī)定，不能胡來。投降了還胡來，別人就不按戰(zhàn)俘公約標準對待你，你就得吃虧。”我們中國人如果都變成他說的這樣，這個民族還有希望嗎？

　　東北抗日聯軍將領楊靖宇，第一路軍總司令，抵抗到最后剩自己一個人，有希望嗎？一點兒希望都沒有。但他沒有像那位教授說的“敗局已定，就應投降”，而是繼續(xù)抵抗，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楊靖宇一米八幾，身高腿長。東北的隆冬，雪很深，日本人形容楊靖宇像個大鴕鳥，在雪地上一蹦一蹦幾下就沒影了。日本人個矮腿短，雪深沒膝，怎么跑也追不上他，于是就特別佩服他，甚至把他神化了。最終將楊靖宇置于絕境的，不是日本人，反倒是他身邊的一個個叛徒。

　　第一個叛徒：程斌，抗聯第一軍第一師師長，楊靖宇最信任的人。1938年率部投敵，組成程斌挺進隊。程斌知道楊靖宇必然藏身于某個深山老林的密營中。那些密營里有糧食，有柴火，使得楊靖宇能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惡劣環(huán)境中生存下來。程斌帶領“討伐隊”將密營全部搗毀，使楊靖宇失去了生存的保障。

　　第二個叛徒：張秀峰，軍部警衛(wèi)排排長，父母雙亡的孤兒，被楊靖宇撫養(yǎng)成人。1940年2月他帶著機密文件、槍支及抗聯經費叛變投敵，向日軍提供了楊靖宇的突圍路線。張秀峰是楊靖宇的貼身警衛(wèi)，知道楊靖宇的活動規(guī)律。此人2月叛變，楊靖宇3月份犧牲。

　　第三個叛徒：張奚若，抗聯第一軍第一師特等機槍射手，叛變后在偽通化省警務廳廳長岸谷隆一郎的命令下，開槍射殺了楊靖宇。

　　第四個叛徒：蒙江縣保安村村民趙廷喜，上山砍柴發(fā)現了楊靖宇。楊靖宇好幾天沒吃飯，棉鞋也跑丟一只，對趙廷喜等幾個村民說，下山幫我買幾個饅頭，再買雙棉鞋，給你們錢，不要告訴日本人。趙廷喜倉皇失措地下山，很快就向日本人告發(fā)：楊靖宇在山上。

　　程斌、張秀峰、張奚若、趙廷喜，哪一個不是中國人？他們又都是失去了血性、最終只能給別人當奴才的中國人。按照那位著名教授所言，連汪精衛(wèi)這樣的漢奸都“沒有錯”，都是“真正的英雄”，程斌、張秀峰、張奚若、趙廷喜等人還有錯嗎？既然“在敗局已定的情況下，投降是正確的選擇”，那么這些叛徒都要歸入這位教授的“英雄”行列。這種價值觀對中國社會將產生怎樣的誤導和毒化？無怪乎美國人要給他頒發(fā)“弗里德曼獎”（為致敬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而設立，該獎旨在表彰那些推動“個人自由”的重要人士）！

　　有一段趙廷喜與楊靖宇的對話。見楊靖宇幾天沒有吃飯，臉上、手上、腳上都是凍瘡，趙廷喜說：“我看還是投降吧，如今滿洲國不殺投降的人。”趙廷喜哪里知道，豈止不殺，如果楊靖宇投降，日本人還打算讓他出任偽滿洲國軍政部長，利用楊靖宇的影響制服東北抗聯。

　　只剩單槍匹馬的楊靖宇沉默了一會兒，對趙廷喜說：“老鄉(xiāng)，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還有中國嗎？”

　　這句話真是震人心魄。冰天雪地之中，四面合圍之下，楊靖宇用周身沸騰的血性和整個生命，極大的表現出中國人驚天地、泣鬼神的人性。今天之所以還能有中國，就因為有楊靖宇這樣的共產黨人，在最黑暗、最困難、最無助、大多數人萬念俱灰的時候，仍然在用他們的靈魂，用他們的血性，支撐著中華民族的脊梁。什么叫人性？什么叫完整的人性？看看共產黨人楊靖宇。如果中國人沒有這種由血性養(yǎng)育和澆灌的人性，怎么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前面所說那位教授所講的話，居然還有人喝彩。面對反對之聲，居然還有國家級刊物發(fā)表社評，要求保護“言論自由”。難道只有毒化民族心理的自由，就沒有反駁這種毒素的自由？

　　一段時間以來，這種無原則、無條件、無界限的“人性”，成為一批人的旗幟，也確實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汶川地震中的“范跑跑”網上就有不少人表示同情。一些電視臺還以“思想解放”為由組織正方、反方，在節(jié)目中激烈爭辯。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來說，這種現象是可喜還是可悲？

　　毫無疑問，所有人都有維護自己生命的權利和自由，但你是教師啊，課堂里有幾十個孩子啊，你就沒有一點兒責任？你撒腿就跑，把自己的性命看得遠遠高于幾十個孩子的性命，在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能夠得到認可？如果說這種行為被我們一些人肯定為“人性”表現，那么這種“人性”與獸性又有什么區(qū)別？如果這類理論橫行于我們的社會，我們又怎樣避免20世紀初孫中山的感嘆：“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

　　2014年3月1日21時12分，昆明發(fā)生暴恐案。暴徒持刀在昆明火車站臨時候車室肆意砍殺無辜群眾，最終31人死亡，141人受傷，其中40人重傷。有多少暴徒？最初傳說是“十幾個黑衣人”，后來說是8個，最后證實是5個，其中還有1個女的，被捕后發(fā)現有孕在身，只能判她無期徒刑。就這5個暴徒肆意揮刀砍殺，造成如此嚴重的傷亡，平均每個暴徒砍殺30人以上。

　　在赤裸裸的血腥暴力面前，該怎么談我們的血性？暴行發(fā)生后，網上到處是逃生技巧、保命舉措，教人“不能激怒歹徒”“見黑衣者躲避”還有人教說維吾爾語“朋友，住手，自己人”。這還有一丁點兒血性嗎？有二百多人躲在一個小商店內，幾位男士想沖出去拼，馬上被攔住，“誰都不許開門，誰開門砸死誰！”

　　我們的媒體都在譴責暴行、祈福逝者，不去反思為什么失去了血性，不去討論失去血性還有沒有生命的尊嚴。你可以“人性”不離口，但如果失去血性，你的人性能保全嗎？讓無尊嚴的保命哲學流傳開來，暴恐分子活動空間是越來越小還是越來越大？人們的精神狀態(tài)沒有血性與正義的提振，誰敢說抗日戰(zhàn)爭期間，五六個日本鬼子帶著百十號偽軍就能把幾萬人趕得到處“跑反”、一把屠刀就能砍下一百多中國人腦袋的所謂“百人斬”局面未來不會重現？

　　建構主義鼻祖、美國人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Wendt）說：“一個國家在生存、獨立和經濟財富這三種利益之上，還必須加上第四種國家利益，那就是集體自尊。”我們有些人以為國家利益就是溫飽，就是發(fā)展，就是韜晦與抓住機遇期，不知道集體自尊也是國家利益。為什么有些人“提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罵娘”？他覺得自尊受了冒犯：雖然我吃飽了，有車有房了，但釣魚島被占了，南海被占了，海外僑民被欺侮了，傷害了民族自尊，所以不滿意，要罵人。這就是亞歷山大·溫特說的“集體自尊”。

　　中國是一個有著幾千年農耕文明的國家，寧愿人來犯我，不可我先犯人。“以和為貴”，儒家思想的影響根深蒂固。明哲保身，忍氣吞聲，忍辱負重。為了一己利益或茍活于世，什么都可以不顧。人的尊嚴、社會價值、是非曲直、真理道義，都在忍、隱、退的灌輸下，變得無足輕重?；钪褪堑谝灰獎眨荒芫鹑↑c兒利益則是第二要務；至于什么“尊嚴”，有沒有無所謂；什么“正義”，能不能實現要現實。

　　與此相應的，“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頭”“識時務者為俊杰”“活麻雀比死老鷹強”等等，在我們的社會大行其道。今天看，唯有血性才能沖破種種過于精細的利益考量，彰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做人的品德與生命的尊嚴。精細入微的利益算計，丟掉的恰恰是國家民族的品德和尊嚴。

（未完待續(xù)）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全國模范教師，全軍英模代表大會代表。全軍首屆“杰出專業(yè)技術人才”獲獎者，連續(xù)三屆國防大學“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國家安全戰(zhàn)略，國際沖突與危機處理。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并代表國防大學赴美軍院校講學。兼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北京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一南軍事論壇》主持人，《中國軍事科學》特邀編委。2008年被評為“改革開放30年軍營新聞人物”，2009年被評為“新中國成立后為國防和軍隊建設作出重大貢獻、具有重大影響的先進模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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