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昌起義前，中國共產黨人沒有獨立地領導過武裝斗爭。

“一南力作”專欄

　　長期身處和平年代，極易使人在樂享生活、爭名逐利、心浮氣躁、得過且過的狀態(tài)中慵懶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卻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擔當。作為負責任的網絡媒體，極有必要重復吶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是一位勤勉自強、才華橫溢、著作等身、影響深遠的軍中俊杰、愛國學者。其作品以說理透徹、恢宏大氣、振聾發(fā)聵而著稱，獨具提神醒腦、救贖靈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警示當代、鼓舞民志，更為啟迪后世、昭告未來，經請示將軍同意，本網編委會決定于2020年3月12日開啟“一南力作”專欄。愿借將軍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積極踐行“導引群心、朝向太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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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勝

文/金一南

第二章將帥之風

　　除了戰(zhàn)爭，別無所慮；除了勝利，別無所求。對這樣的老兵來說，軍事家、政治家、戰(zhàn)略家、戰(zhàn)術家，都不是桂冠。“枕戈待旦”才是真正的桂冠。

艱難困苦，元帥功成（中）

　　南昌起義前，中國共產黨人沒有獨立地領導過武裝斗爭。所以對起義的組織領導者、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周恩來來說，當時迫切需要一個軍事上的得力助手。此人既要有秘密組織大規(guī)模兵暴的經驗，又要有豐富的作戰(zhàn)指揮經驗。

　　他選中了劉伯承。

　　劉伯承不負眾望。他首先根據周恩來指示，到二十軍軍部協(xié)助賀龍擬制起義計劃，并協(xié)助指揮二十軍攻占朱培德的第五方面軍總指揮部。起義成功后，他又出任參謀團參謀長，直接指揮策劃起義部隊隨后的行軍作戰(zhàn)行動。

　　起義成功后成立的參謀團，成員有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人。在確定參謀團領導的問題上，周恩來回憶說：“參謀團當時沒有人任主任。后來我就指定劉伯承同志來做參謀長，他起初謙虛，不肯答應；后來我說一定要你來做，他才擔任參謀長職務。”

　　后來在起義部隊南下、連日行軍作戰(zhàn)的情況下，參謀團實際成為起義軍的指揮核心和領導中樞。劉伯承在其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聶榮臻、林彪兩人沒有趕上8月1日南昌城的起義。8月2日拂曉，他們才從馬回嶺追趕上來。

　　第四軍第二十五師當時未駐南昌城，駐在南昌以北靠近九江的馬回嶺。為使這部分力量加入南昌起義隊伍，起義發(fā)動前，周恩來派聶榮臻去馬回嶺，任務是向第二十五師周士第等人傳達前委武裝起義的決定，并領導該部起義。聶榮臻當時在中共中央軍事部工作，南昌起義前經周恩來指定任前敵軍委書記。他到馬回嶺之后，立即開展緊張的起義發(fā)動工作。8月1日中午，馬回嶺地區(qū)第二十五師的兩個團又一個連計3000人，在聶榮臻、七十三團團長周士第、七十五團副營長孫一中率領下，脫離張發(fā)奎控制，向南昌開拔，參加起義。

　　這支隊伍的行動堅決果斷。當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fā)奎和二十五師師長李漢魂率領衛(wèi)隊營乘火車追趕上來，想把隊伍拉回去的時候，擔任殿后任務的七十三團立即猛烈射擊，張發(fā)奎、李漢魂跳車狼狽逃走，火車被俘獲，張發(fā)奎的衛(wèi)隊營也全部被繳械。

　　北伐作戰(zhàn)中初露鋒芒的林彪，當時就在這支擔任殿后的隊伍之內，任七十三團三營七連連長。

　　這支隊伍于 8月2日拂曉趕到南昌，當聶榮臻向周恩來匯報時，周恩來高興地說：“行動很成功！我原來沒想到這樣順利，把二十五師大部分都拉出來了。”

　　這部分力量的加入，使南昌起義部隊力量得到大大加強。

　　聶榮臻后擔任起義軍第十一軍黨代表。

　　陳毅加入南昌起義隊伍，比聶榮臻、林彪費了更大周折。

　　8月1日南昌暴動當天，陳毅在武漢。他當時表面的職務是第二方面軍教導團準尉文書，實際是該團內中共黨團的負責人。教導團奉命“東征討蔣”，正準備開拔。陳毅雖然不知南昌起義已經發(fā)生，卻感到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他在漢口向好友辭行時說：“以前清朝政府罵孫中山是土匪，現在國民黨又罵我們是土匪。好，我偏要去當這個‘土匪’！”

　　乘船東進的教導團到九江后被張發(fā)奎包圍繳械。全體徒手上岸，分別站隊，清理共產黨人。陳毅就在這天晚上決然脫離教導團，星夜追趕南昌起義軍。幾天之后，終于在撫州追上起義隊伍。周恩來、劉伯承見到追趕上來的陳毅，派他到二十五師七十三團任團指導員。周恩來說：“派你做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 陳毅只一句：“什么小不??！叫我當連指導員我也干。只要拿武裝我就干！”

　　陳毅一句 “只要拿武裝我就干”，道出了大革命失敗后多少共產黨人的心聲。過去無武裝飽受摧殘之苦與用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之志，都包含于這句鏗鏘有力的話語之中了。

　　葉劍英在南昌起義中的重要作用，相當一段時間內不為人知。他當時任張發(fā)奎第二方面軍第四軍參謀長。在白色恐怖氣氛越來越濃重的1927年7月上旬，被中共中央特批為正式黨員。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黨組織讓他保持秘密身份，只與少數黨員保持聯(lián)系。

　　起義發(fā)動前，葉劍英利用與張發(fā)奎等人的關系，探知賀龍、葉挺等第二方面軍將領將要被扣留，解除兵權。他立即連夜找到葉挺告之此訊，并約葉、賀、廖乾吾、高語罕四人到甘棠湖劃船，共商對策。他們在甘棠湖的小劃子上迅速做出三項決定：一、賀、葉不上廬山；二、不接受張發(fā)奎調賀、葉部隊到德安集中的命令，部隊立即開往南昌；三、葉挺部隊先行，賀龍部隊隨后。

　　這次甘棠湖聚會，在黨史上稱為 “小劃子”會議。它對保證起義領導人的安全和將起義的主力部隊及時開往南昌，起了重要作用。同時，這個在關鍵時刻通報的重要情報，也促使葉、賀定下起義的最后決心。

　　起義發(fā)生后，張發(fā)奎的不少親信將領主張派兵前后夾擊起義軍，一舉將暴動撲滅。葉劍英又以第四軍參謀長身份站出來反對。他利用張發(fā)奎一直想重回廣東的意圖，對張發(fā)奎說：我們原來商量好的，到廣東重新做起，如果尾追賀、葉，徒耗兵力，我軍仍無立足之地，又怎樣實現總理遺訓、重新北伐呢？他向張發(fā)奎建議：跟隨葉、賀部隊進入廣東，以“援師討逆〞旗號奪占廣東地盤。

　　張發(fā)奎采納了葉劍英的建議，使南昌起義軍減少了尾追，得以迅速打開南下廣東的通道。國民黨方面編輯的《國民革命軍戰(zhàn)史初稿》這樣描寫張發(fā)奎當年的追擊行動：“葉賀等遂東去撫州。張發(fā)奎率師追之。嗣忽分途，葉賀等由閩粵邊境趨潮汕，張發(fā)奎部則改由南雄入粵。”

　　一個“嗣忽分途”“改由南雄入粵”，活脫脫再現了葉劍英當年的作用。

　　當時如果張發(fā)奎真的率部追擊起義軍，起義軍必將面臨前后夾擊的危險，后果難以設想。

　　徐向前未能趕上南昌起義，但共產黨人在南昌城頭打響的這第一槍，對他影響重大。徐向前于1927年3月入黨。他當時在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任上尉參謀，回憶說，入黨時刻“印象最深的是共產黨員要為共產主義流盡最后一滴血”。1927年7月底，徐向前隨方面軍總指揮張發(fā)奎一起移駐九江，在新地點沒能和組織接上頭。但正是南昌起義爆發(fā)的消息，使他于茫茫黑夜中看到了希望和光明，下決心離開舊軍隊，搞共產黨人自己的武裝。

（未完待續(xù)）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全國模范教師，全軍英模代表大會代表。全軍首屆“杰出專業(yè)技術人才”獲獎者，連續(xù)三屆國防大學“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國家安全戰(zhàn)略，國際沖突與危機處理。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并代表國防大學赴美軍院校講學。兼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北京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一南軍事論壇》主持人，《中國軍事科學》特邀編委。2008年被評為“改革開放30年軍營新聞人物”，2009年被評為“新中國成立后為國防和軍隊建設作出重大貢獻、具有重大影響的先進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