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遵義會議確定的戰(zhàn)略方向，一開始便被修正了。

“一南金文”專欄

　　長期身處和平年代，極易使人在樂享生活、爭名逐利、心浮氣躁、得過且過的狀態(tài)中慵懶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卻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擔當。作為負責任的網(wǎng)絡媒體，極有必要重復吶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是一位勤勉自強、才華橫溢、著作等身、影響深遠的軍中俊杰、愛國學者。其作品以說理透徹、恢宏大氣、振聾發(fā)聵而著稱，獨具提神醒腦、救贖靈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警示當代、鼓舞民志，更為啟迪后世、昭告未來，經(jīng)請示將軍同意，本網(wǎng)編委會決定于2020年3月12日開啟“一南金文”專欄。愿借將軍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積極踐行“導引群心、朝向太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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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輝煌

文/金一南

第十一章苦難輝煌

　　毛澤東一生打過四次敗仗，兩次發(fā)生在四渡赤水；遵義會議后又差點兒丟掉前敵總指揮職務。吳奇?zhèn)ジF追紅軍一路，1949年10月1日卻立于開國大典的觀禮臺。紅軍戰(zhàn)略決策的變化令人眼花繚亂。沒有句句是真理，只有步步實事求是。

第一節(jié) 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下）

　　遵義會議確定的戰(zhàn)略方向，一開始便被修正了。

　　修正也不是一蹴而就。只能逐步完成。土城一戰(zhàn)失利，修正的只是過江地點。原定從瀘州至宜賓之間渡過長江的計劃不行了，便西渡赤水，向古藺、敘永地區(qū)尋求機動作戰(zhàn)，準備從宜賓上游渡過長江。

　　渡江地點由宜賓、瀘州之間移到宜賓上游。渡江入川、建立川西北根據(jù)地的遵義會議設想仍然維持不變。

　　卻也無法維持太久。因為紅軍的戰(zhàn)略方向正好與川軍的作戰(zhàn)原則迎頭相撞。

　　劉湘當初與潘文華商定的作戰(zhàn)原則是：紅軍只要不圖入川或入川只是借道，便虛與周旋，保住實力，絕不對消；如果真要深入四川腹地建立根據(jù)地，那就只有不惜忍受蔣介石的控制，與之硬拼到底，在同歸于盡中去求幸存。所以當他看到紅軍反復尋找渡江地點，大有入川與四方面軍會合的趨向，便開始硬拼了。西起橫江、東至古葡一線，劉湘、潘文華先后調集數(shù)十個團切斷通往長江南岸的要道、隘口，嚴密封鎖紅軍前進方向。

　　準備入川的紅軍方才知道，川軍的戰(zhàn)斗力絕不弱于蔣系中央軍。土城戰(zhàn)役后川軍氣焰尤其囂張，一個團也敢上來向紅軍挑戰(zhàn)。

　　2月6日上午，一軍團二師一部行至天堂壩，竟被尾追的川軍一個團三面包圍。三軍團五師聽到槍聲迅速趕來支援，從兩翼對敵軍實施反包圍。三軍團后續(xù)部隊1000余人下午也趕來增援。激戰(zhàn)一天，向敵陣地反復沖擊十多次，不能解決戰(zhàn)斗。入夜，該團敵人乘機轉移陣地。紅軍發(fā)現(xiàn)川軍另一個團已在增援途中，也只有撤出戰(zhàn)斗。

　　面對川軍的頑強阻擊，從宜賓上游渡江入川已明顯不可能。

　　一直到1993年，土城戰(zhàn)役已經(jīng)過去半個多世紀，人們才在錢江《長征回憶》中看到一個重要事實披露：1935年一渡赤水之前的1月28日，毛澤東已經(jīng)開始將視野從四川轉向云南。

　　錢江當時在軍委二局干偵聽敵臺的工作，回憶說：

　　28日下午正是我在值班，收到曾希圣局長轉來的毛主席的一個手令，這是一張長方紙的字條，內容是令二局指定專門電臺，限三天內把龍云及其下屬各電臺找到，并加以控制。我們立即執(zhí)行毛主席指示，注意了解滇軍情況。

　　這個寫在長方紙上字跡潦草的手令，屬于“閱后即毀”之列，不會納入文件歸入檔案后世留存。這正是后世人們僅憑文件、檔案研究歷史的最大難處。難以填補不斷出現(xiàn)的太多的空白。

　　1955年授銜少將的錢江，1996年去世。去世前三年，在回憶文章中披露了這個手令。就這張紙條證明，一渡赤水之前的1月28日，毛澤東已經(jīng)看出“赤化四川”不可能，在領導層中率先開始考慮云南方向了。

　　這是毛澤東的真正過人之處。

　　態(tài)勢也逐漸朝向此方向演化。

　　2月6日凌晨，朱德電令一、三軍團向扎西靠近。電報中說：“根據(jù)目前敵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難，軍委正在考慮渡江可能問題，如不可能，我野戰(zhàn)軍應即決心留川、滇邊境進行戰(zhàn)斗與創(chuàng)造新蘇區(qū)。”

　　電報要求一、三軍團領導人速將意見電告軍委。

　　領導層已經(jīng)感覺到原定戰(zhàn)略方向實現(xiàn)的嚴重困難。這封電報實際上是詢問一、三軍團領導人，渡江入川還能否？如不可能，新的戰(zhàn)略方向應在川滇邊境何處？

　　2月7日，三軍團彭德懷、楊尚昆回電，向軍委建議在川黔滇邊建立根據(jù)地。

　　這個建議十分及時，也非常重要。它堅定了毛澤東等人轉變遵義會議原定戰(zhàn)略方向的決心。中革軍委立即接受彭、楊建議，當日決定暫緩渡江，改取以川滇黔邊境為發(fā)展地區(qū)，以戰(zhàn)斗的勝利來開展局面，并爭取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fā)展。

　　中革軍委命令各軍團，迅速脫離四川追敵，向川滇邊的扎西地區(qū)集中，開始準備與軍作戰(zhàn)。

　　至此川滇黔取代了川西北。遵義會議確定的戰(zhàn)略方向基本改變。

　　很多描述四渡赤水的論著，對一渡赤水前后遵義會議確定的戰(zhàn)略方向被迫改變一事略而不提。提了，似乎便會影響遵義會議的偉大，影響領袖的光輝，影響用兵如神。恰恰是這種“好心好意”的回避，共產(chǎn)黨人的最富生機的靈魂被抽掉了。

　　其實沒有神。中國工農紅軍從領袖到戰(zhàn)士，都是一個個鮮靈活現(xiàn)的個人。人最不能免的就是失誤。人最可貴的也就是改正失誤。

　　應該說一渡赤水給了紅軍領導人以很大的教訓。遵義會議一結束就提反攻，就提決戰(zhàn)，是不明智的。敵人內線作戰(zhàn)，力量雄厚；紅軍外線作戰(zhàn)，人員裝備嚴重不足；川軍以逸待勞、人地兩熟；紅軍則長途轉戰(zhàn)，人地生疏。在這種情況下動輒“反攻“決戰(zhàn)”，完全不現(xiàn)實。以為解決了錯誤的軍事領導、把定了正確的軍事路線就無往而不勝的思想，被土城戰(zhàn)斗警醒。長征本身就是戰(zhàn)略退卻。為保存實力以圖發(fā)展，紅軍本該千方百計避免同敵人決戰(zhàn)。更何況與川軍決戰(zhàn)，恰是蔣介石求之不得之事。

　　陳毅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曾對黃克誠說，毛澤東的偉大之處，在于他不貳過。

　　偉人從來不是不犯錯誤的人。而是犯了錯誤能夠迅速及時糾正的人。從土城戰(zhàn)役失利后迅即放棄北上渡江計劃改為西渡赤水，到古藺、敘永一帶受阻馬上采納彭、楊建議改取川滇黔邊境，皆可見工農紅軍“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機動靈活戰(zhàn)略戰(zhàn)術又回來了。說毛澤東又回來了，意義正在這里。紅軍請回來的不是一尊萬無一失的神，而是一位隨時準備堅持真理、隨時準備修正錯誤的實事求是的人。毛澤東說過：“革命者是不怕失敗的。”真正的勝利，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中孕育。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偉大與非凡，毛澤東作為這個黨的領袖的偉大與非凡，并不在于那種充滿佛光神意的神化計劃或預言，而在于它的實踐——不屈不撓、百折不回的實踐。

　　那是共產(chǎn)黨人最富生機和最為鮮活的靈魂。

（未完待續(xù)）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全國模范教師，全軍英模代表大會代表。全軍首屆“杰出專業(yè)技術人才”獲獎者，連續(xù)三屆國防大學“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國家安全戰(zhàn)略，國際沖突與危機處理。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并代表國防大學赴美軍院校講學。兼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北京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一南軍事論壇》主持人，《中國軍事科學》特邀編委。2008年被評為“改革開放30年軍營新聞人物”，2009年被評為“新中國成立后為國防和軍隊建設作出重大貢獻、具有重大影響的先進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