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南金文”專欄
長期身處和平年代,極易使人在樂享生活、爭名逐利、心浮氣躁、得過且過的狀態(tài)中慵懶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卻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擔當。作為負責任的網絡媒體,極有必要重復吶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是一位勤勉自強、才華橫溢、著作等身、影響深遠的軍中俊杰、愛國學者。其作品以說理透徹、恢宏大氣、振聾發(fā)聵而著稱,獨具提神醒腦、救贖靈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警示當代、鼓舞民志,更為啟迪后世、昭告未來,經請示將軍同意,本網編委會決定于2020年3月12日開啟“一南金文”專欄。愿借將軍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積極踐行“導引群心、朝向太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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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血榮光》
文/金一南
選擇——主張“斬首”理論的李立三如何脫離中國革命現實
李立三看不起毛澤東的農村根據地。
他認為“鄉(xiāng)村是統治階級的四肢,城市才是他們的頭腦與心腹,單只斬斷他們的四肢,而沒斬斷他們的頭腦,炸裂他們的心腹,還不能置他們的最后的死命。這一斬斷統治階級的頭腦,炸裂他們的心腹的殘酷爭斗主要是靠工人階級的最后的激烈爭斗——武裝暴動”。
正是基于這一點,20世紀20年代末期就主張“斬首”理論的李立三,脫離了中國革命現實。
后來,一意孤行的李立三搞出了一個“立三路線”來。
當時,正值蔣、馮、閻大戰(zhàn),就是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在中原展開大戰(zhàn)。李立三認為這是空前的世界大事件,世界大革命逼近到我們面前了,中國革命已經到了一蹴而就的時刻。他一面部署中心城市武裝暴動,一面重新編組全國紅軍,攻打大城市。
這是要采取大干的方法。
怎么干呢?
李立三提出中國革命勢將成為全世界革命的最后的階級決戰(zhàn),蘇聯必須放棄五年計劃,積極準備戰(zhàn)爭,而且蒙古在中國暴動勝利的時候要立即發(fā)表宣言,加入中華蘇維埃聯邦。蒙古當時“獨立了”①,也得回來。當時,西伯利亞有10萬名中國的工人,蘇聯應該迅速武裝西伯利亞10萬名工人,從蒙古穿過來援助中國,向敵人進攻。
很顯然,李立三這次暴動脫離了中國革命的實際,中國革命當時井沒有形成高潮,只是他說形成了高潮。最槽糕的是,李立三這個計劃把共產國際一下惹火了,他是想以中國革命為中心,讓蘇聯革命配合中國革命,讓蘇聯停止五年計劃,全力援助中國武裝暴動,而且要把蘇聯好不容易從中國分割出去的蒙古再重新拿回來加入中華聯邦。這個設想嚴重脫離了當時中國革命的實際,也給當時還在發(fā)育期的中國革命帶來了嚴重的損失。
指揮共產國際,指揮蘇聯放棄五年計劃準備戰(zhàn)爭,這種想法對蘇聯、對共產國際、對斯大林來說無疑太狂妄了,所以當時共產國際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進行了干預——停發(fā)中共中央的一切活動經費。這是我們黨建黨初期受到的最嚴厲的制裁。當時,李立三的中央辦公地在上海,包括租房子的錢,各種各樣的活動經費,主要都是由共產國際提供的,被停發(fā)了經費的李立三在中央的工作立即陷入了困境。
陳獨秀想獨立,李立三想獨立,都沒有獨立成,這兩個人的經驗和教訓都至少證明一個什么問題呢?那就是一個政黨、一個社團獨立與否很多時候并不在于領導人的主觀意念如何,而在于你是否具備客觀條件和領導人能不能創(chuàng)造性地具備這樣的客觀條件。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要想改變這種對共產國際的依附關系,不僅有賴于政治上、軍事上斗爭經驗的日益成熟,而且有賴于經濟上一定要找到立足之地,這是最起碼的條件,否則你是根本不行的。
就在李立三沉湎于“會師武漢,飲馬長江”之時,蔣介石從河南前線向南京發(fā)出密電,要求立即發(fā)布武漢行營主任何應欽為“鄂湘贛三省‘剿匪’總指揮”的委任令。同時嫡系教導第三師首先抽調南下。
中原大戰(zhàn)尚未結束,蔣介石已經開始準備“剿匪”戰(zhàn)爭了。
對蘇區(qū)曠日持久的“圍剿”,由此拉開帷幕。
帷幕還未拉開,“立三路線”已經宣告結束。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對這位要求蘇聯停止五年計劃準備支援中國的革命戰(zhàn)爭、要求外蒙古回歸中國的李立三進行了快速而堅決的反擊。
1930年,“立三路線”3個月后,李立三被解除政治局委員職務調往莫斯科,一去就是15年。其中有兩年時間甚至在“世界無產階級紅色堡壘”的監(jiān)獄中度過,品嘗了蘇聯內務部人員對囚禁者從不手軟的肉刑。
據李立三后來講,他在蘇聯期間“終日提心吊膽,謹小慎微,以免觸怒,但還是不免經常受到斥責”。即使這樣,他仍然努力為黨工作。
1935年初春,共產國際派他到接近新疆的阿拉木圖建立交通站,負責國內方面來往人員的安排,了解新疆政治情況,更重要的是設法恢復與中共中央的電訊聯系。
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系是由他重新建立的。
完成這一重大任務的李立三,又被人忘記了。
他被忘記的地方何止一處。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早期工人運動中,最為成功的是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文化大革命”前說領導者是劉少奇,“文化大革命”中說領導者是毛澤東,自始至終一直在安源領導罷工的工人俱樂部主任李立三卻無人提及。安源工人的歌謠“有個能人李隆郅”也被改為“有個能人毛潤之”。改歌者還振振有詞:不是為個別的真實,是為歷史的真實。
丟掉了個別的真實,真的能夠獲得歷史的真實嗎?
遵義會議后,本來已經弄清楚李立三和王明有所不同,但為了照顧與共產國際和蘇聯的關系,近十年時間里,仍將“王明路線”稱為“‘立三路線’的殘余”,李立三不僅因自己的錯誤受到了應有的或不應有的對待,而且要代人受過,把殘酷斗爭過他的王明的錯誤也擔在身上。
這自然又是歷史的需要。
李立三的命運就是這樣,不斷地為歷史犧牲自己。
1946年,李立三終于從蘇聯回到東北,化名李敏然。一些單位不知道他就是李立三,請他去講黨史,他就自己選擇介紹“立三路線”的錯誤,并分析形成的原因和領導者個人的責任,講完后場上一片稱贊。也有人聽了以后疑惑不解:“您怎么會知道犯錯誤的人心里想什么?”李敏然的回答令全場大吃一驚:“我就是李立三。”
短暫的沉寂后,會場上突然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許多人很多年以后還回憶說,聽了那次課,才知道什么是老革命家的坦蕩胸懷和自我批評精神。
李立三這種坦蕩帶來的問題是:至今我們都知道他的錯誤在哪里,卻很少有人能說出他的功勞在何處。
于是也就弄不清什么是個別,什么是歷史,弄不清為什么歷史如此藐視個別。
這是中國革命中一位極富悲劇色彩的人物。幾十年忘我奮斗無人知曉,3個月的錯誤卻結結實實檢討了30多年。最初因為橫沖直撞的性格被人稱作“坦克”,最終卻像綁縛山崖任蒼鷹一遍又一遍啄食的普羅米修斯。
開國大典中,人們還可以清楚地看到李立三作為全國總工會的代表,站在毛澤東身邊。
20世紀50年代末,他到東北考察后提出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工業(yè)管理原則,被毛澤東概括為“鞍鋼憲法”。
1967年6月22日,“文化大革命”爐火正旺之際,李立三服用大量安眠藥自盡。
1980年中共中央為他舉行平反昭雪追悼會,他的骨灰早已無影無蹤,被隨便扔掉了。覆蓋著黨旗的骨灰盒里面,只裝著他生前戴的一副老花鏡。
李立三生前最喜歡明代愛國將領于謙的《石灰吟》,他的命運恰是如此:
千錘萬鑿出深山,
烈火焚燒若等閑。
粉身碎骨渾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間。
(未完待續(xù))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模范教師,全軍英模代表大會代表。全軍首屆“杰出專業(yè)技術人才”獲獎者,連續(xù)三屆國防大學“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國家安全戰(zhàn)略,國際沖突與危機處理。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并代表國防大學赴美軍院校講學。兼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北京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一南軍事論壇》主持人,《中國軍事科學》特邀編委。2008年被評為“改革開放30年軍營新聞人物”,2009年被評為“新中國成立后為國防和軍隊建設作出重大貢獻、具有重大影響的先進模范人物”。
[編輯 趙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