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決心與行動還不是一回事。汪、黃、喻三人皆有必死之心，卻不是行刺里手，也無一人有安重根那樣抵近行動的勇毅。炸彈安放地點花了三個多月的時間研究，仍然舉棋不定。

“一南力作”專欄

　　長期身處和平年代，極易使人在樂享生活、爭名逐利、心浮氣躁、得過且過的狀態(tài)中慵懶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卻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擔當。作為負責任的網(wǎng)絡媒體，極有必要重復吶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是一位勤勉自強、才華橫溢、著作等身、影響深遠的軍中俊杰、愛國學者。其作品以說理透徹、恢宏大氣、振聾發(fā)聵而著稱，獨具提神醒腦、救贖靈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警示當代、鼓舞民志，更為啟迪后世、昭告未來，經(jīng)請示將軍同意，本網(wǎng)編委會決定于2020年3月12日開啟“一南力作”專欄。愿借將軍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積極踐行“導引群心、朝向太陽”理念。

　　敬請各位網(wǎng)友多多轉發(fā)，助力公益善舉，共襄復興偉業(yè)。

苦難輝煌

文/金一南

第一章地火

　　蘇俄在中國最早看好的是吳佩孚而不是孫中山。斯大林在中國最早看好的是蔣介石而不是毛澤東。托洛茨基的警告與斯大林“擠檸檬”。陳獨秀也須看共產(chǎn)國際臉色。蔣介石的悲劇，在于與毛澤東同時代。

　　各方都力圖破解：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

第三節(jié) 誰人看中毛澤東（二）

　　決心與行動還不是一回事。汪、黃、喻三人皆有必死之心，卻不是行刺里手，也無一人有安重根那樣抵近行動的勇毅。炸彈安放地點花了三個多月的時間研究，仍然舉棋不定。

　　攝政王府在地安門外后海鴉兒胡同附近。炸藥埋設點先選在鼓樓大街，后改煙袋斜街，最后皆作罷，定在銀錠橋。選定一深夜三人到橋下掘土，吠聲四起，便不敢干下去，約定次日晚上再來。第二天晚上，喻、黃兩人剛埋好炸藥，就被橋上行人發(fā)現(xiàn)。事情敗露，三人全部被捕。

　　汪自料必死，行刺的慌亂便豁出去為臨刑的慷慨。他在獄中的供詞長達數(shù)千言，痛斥清廷，吟詩言志：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這首詩引出多少憂國憂民之士的滾滾熱淚。

　　作為最具激情、最富浪漫色彩、最有個人魅力的激進黨人，汪精衛(wèi)幾乎把革命者的形象塑造到了完美無缺的地步。但事物的發(fā)展往往又在不經(jīng)意中悄悄走向反面。

　　布爾什維克黨人、共產(chǎn)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曾自稱為“一切都預先看到的”政治家，卻不能預見自己最后以“投靠法西斯”的罪名，被斯大林處死。汪精衛(wèi)這位辛亥革命前的著名刺客，也不能預料到自己在抗日戰(zhàn)爭前終于被刺。

　　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中央在南京召開四屆六中全會。在大會剛剛開幕、在全體中央委員攝影完畢之際，身穿西裝、外罩大衣的南京晨光通訊社記者孫鳳鳴突然跨出人群，掏出手槍，向站在第一排正中的汪精衛(wèi)連開三槍。

　　孫鳳鳴刺殺汪精衛(wèi)的快速敏捷，決不像汪精衛(wèi)刺殺載灃那樣拖泥帶水。

　　警衛(wèi)拔槍反擊之際，會場大亂。代表們涌向門口逃生，腿腳不便的張靜江被擁倒在地。

　　留在汪精衛(wèi)背肋骨的那顆子彈最后成為他致命的創(chuàng)傷。1944年11月10日，他因槍傷復發(fā)死于日本。他在中國現(xiàn)代史中以刺客開始，以被刺告終。以殺身成仁的著名義士開始，以搖尾乞憐的頭號漢奸告終。

　　汪精衛(wèi)本身就是一個謎。他卻以為，用農(nóng)業(yè)破產(chǎn)理論便可解開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產(chǎn)生和存在之謎。

　　汪精衛(wèi)的死對頭蔣介石則有另一種理論。

　　1931年5月12日，在國民黨政府國民會議第四次會議上，何應欽代蔣作“剿匪”報告。在回答“為什么赤匪能有現(xiàn)在的猖獗”時，列五點理由：

　　“第一，自然是由于歷年軍閥的叛變，散軍潰卒，嘯集成匪，槍支遺失的多，于是他們就憑地勢，肆行不軌；

　　“第二，則是由于赤色帝國主義者之毒計，它因為想暗中并吞中國，去供給它的原料，銷售它的產(chǎn)品；

　　“第三，是由于白色帝國主義者之經(jīng)濟侵略，以至農(nóng)村瀕于破產(chǎn)，增加了農(nóng)村里的失業(yè)人數(shù)與痛苦，因此也有為生活所迫；

　　“第四，則是由于過去教育制度的不良，青年在學校里頭，好的只注意了知的訓練，而缺少了德的修養(yǎng)，所以多數(shù)的青年只有一時熱烈的沖動，很少有沉毅持久的操守；

　　“第五，是由于中國社會組織的松懈。中國因為受了幾千年專制的毒害，又遭了軍閥的宰割，所以社會上簡直失去了自動的能力，連保衛(wèi)自己的愿望與勇氣，都不容易實現(xiàn)出來。”

　　“由著這些緣故，赤匪的毒害，便如潰瘡一樣地爛起來。”“如果我們自身不努力的話，也就說不定唐代黃巢、明末流寇之禍，又將重現(xiàn)于今日了。”

　　五條理由中，第一、四、五條原因在內(nèi)部，執(zhí)政的國民黨難脫干系，不便多講；第三條“白色帝國主義者”即英、美、日等，已多變成國民政府的后援，也輕描淡寫，只限于“經(jīng)濟侵略”，后果僅為農(nóng)村破產(chǎn)，且還用了一個臨界詞：“瀕于。”

　　唯獨對第二條“赤色帝國主義”用語最狠。

　　何應欽說，赤色帝國主義“用種種方法豢養(yǎng)它的走狗以為奸細，同時也想利用它走狗的力量去威脅歐美，得到它外交上的勝利，所以它不惜以中國為犧牲。我們知道我國歷史上的流寇也有許多，但是與現(xiàn)在不同的，就是現(xiàn)在的赤匪是有國際背景的，挾有經(jīng)濟的后援，有組織的指揮與訓練，所以更加猖獗了”。

　　于是，共產(chǎn)黨組織所以屢禁不止，紅色政權所以屢撲不滅，根子就全在蘇俄，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革命便不過是一場“雇傭革命”了。

　　這是國民黨人用了幾十年的武器。

　　最常用的武器卻缺乏最基本的常識。

　　十月革命后的蘇俄和共產(chǎn)國際不僅給中國共產(chǎn)黨，而且給中國各革命團體都提供了廣泛的援助。頗富諷刺意味的是：其中絕大部分給了國民黨。

　　1923年《孫文越飛聯(lián)合宣言》簽署后，越飛赴日，從日本熱海致電馬林轉孫中山，宣布向國民黨提供200萬盧布的款項和8000支步槍、15挺機槍、4門火炮、2輛裝甲車的援助，并派遣教練員幫助建立軍校。

　　黃埔軍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齡記述，軍校開辦前，孫中山批了300支粵造毛瑟槍給軍校。但是當時的兵工廠一心巴結軍閥，不以軍校為重，結果開學時僅僅發(fā)下30支，勉強夠衛(wèi)兵用，廖仲愷反復交涉也無濟于事。正在此時，蘇聯(lián)援助槍械的船只到岸，一下運來8000支步槍，全帶刺刀，每支槍配有500發(fā)子彈，還有10支手槍，全體學員歡呼雀躍。王柏齡回憶說，當時，這是“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長官以至于學生，無不興高采烈”，“今后我們不愁了，革命有本錢了”。

　　蔣介石標榜的黃埔建軍本錢卻來自蘇俄。正是有了蘇俄資助的200萬盧布作為開辦經(jīng)費，加上提供的大批槍械，才使國民黨獲得了建軍的基礎。

（未完待續(xù)）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全國模范教師，全軍英模代表大會代表。全軍首屆“杰出專業(yè)技術人才”獲獎者，連續(xù)三屆國防大學“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國家安全戰(zhàn)略，國際沖突與危機處理。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并代表國防大學赴美軍院校講學。兼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北京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一南軍事論壇》主持人，《中國軍事科學》特邀編委。2008年被評為“改革開放30年軍營新聞人物”，2009年被評為“新中國成立后為國防和軍隊建設作出重大貢獻、具有重大影響的先進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