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陽探秘

紅山數載留先蹤  青史一頁寫思永

文/張松

　　在紅山文化被高度重視、紅山學派日漸壯大的今天，其發(fā)起人與創(chuàng)立者的名字令世人敬仰并追憶，他就是清末維新領袖梁啟超的兒子、中國著名考古學家梁思永。他是中國考察紅山文化的第一人，在他的支持與倡導下，紅山文化才堂而皇之地邁進世界考古學界的大雅之堂！

父為文史大師  一家學術精英

　　梁思永是梁啟超二夫人王桂荃所生。梁思永的名字對很多人而言未免陌生，但其父梁啟超的大名卻如雷貫耳。

　　清末，面對列強瓜分、國土淪喪的民族危機，梁啟超與康有為一起倡導變法維新，并稱“康梁”。身為戊戌變法（百日維新）的領袖之一，梁啟超是中國近代維新派的代表人物。他曾倡導文體改良的“詩界革命”和“小說革命”，被公認為清末最優(yōu)秀的學者，是中國歷史上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在哲學、文學、史學、經學、法學、倫理學、宗教學等領域，梁啟超均有建樹。36年間，在從事政治活動、社會事務占去大量時間的情況下，每年平均寫作達39萬字之多，各種著述達1400多萬字，其著作合編為《飲冰室合集》。

　　梁啟超不僅善于治學，還善于教育兒女。梁啟超共生育9個子女：思順、思成、思永、思忠、思莊、思達、思懿、思寧、思禮，其中思順、思成、思莊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達、思懿、思寧、思禮為王夫人所生，他們中的許多人后來都成為杰出的人才。如梁思成，建筑大師，中國古建筑研究領域的開拓者與奠基人；梁思順，詩詞研究專家；梁思莊，著名圖書館學家，北京大學圖書館副館長；梁思達，著名經濟學家；梁思禮，著名火箭控制系統專家……

　　在這個精英薈萃的杰出家族中，梁思永（1904年－1954年）是我國當代著名的考古學家。梁啟超對愛子梁思永的培養(yǎng)十分用心，積極為他的學術事業(yè)開辟道路。李濟、袁復禮發(fā)掘西陰村遺址時，梁啟超就多次函告梁思永和李濟，支持梁思永回國參加發(fā)掘工作，但因路途遙遠未能參加。1927年4月，瑞典學者斯溫·哈丁與國內學者合作赴西藏、新疆等地考古，梁啟超打算讓梁思永自費加入考古隊，但因哈丁等人走得太早未能參加。

　　1948年3月，梁思永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人文組）。他生于澳門，1913年隨父母從日本回國。1923年畢業(yè)于清華學校留美預備班，隨后赴美國入哈佛大學研究院攻讀考古學和人類學，曾參加印第安人古代遺址的發(fā)掘。1931年春參加河南安陽小屯和后岡的發(fā)掘，秋季參加山東歷城（今章丘）龍山鎮(zhèn)城子崖的第二次發(fā)掘。他的工作提高了中國考古發(fā)掘的科學水平，使之納入近代考古學的范疇。1934年，他主筆出版的《城子崖遺址發(fā)掘報告》，是我國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報告集。由于工作辛勞，梁思永積勞成疾，于1954年春心臟病發(fā)作，4月2日在北京逝世，終年50歲。著名考古學家夏鼐說：“梁思永是我國第一個受過西洋的近代考古學正式訓練的學者。” 著名考古學家安志敏贊譽梁思永是中國近代考古學和近代考古教育的開拓者之一。

徒步熱河考察 奠基紅山文化

　　對紅山文化的考察始于20世紀初，日本學者鳥居龍藏與法國自然科學博士桑志華都曾來遼西、東蒙一帶考察過。而梁思永則是第一個考察紅山文化的中國人。

　　鳥居龍藏與桑志華關于赤峰考古調查研究的論著，給當時在美國哈佛大學的梁思永以很大啟發(fā)，他開始關注紅山文化。1930年，獲得哈佛大學碩士學位的梁思永回到中國，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所工作。同年8月，梁思永得到一個非常重要的消息：有人在內蒙古林西一帶發(fā)現新石器時代遺存。這一消息如果確實，將改寫長城以北沒有古文明的歷史，考古所馬上決定派梁思永前往考察。

　　1930年冬季，梁思永頂著刺骨的寒風，由通遼起程，經過天山（今赤峰市阿魯科爾沁旗）、林東（今赤峰市巴林左旗），到達林西（今赤峰市林西縣）。

　　就在梁思永整裝待發(fā)之際，通遼一帶爆發(fā)了嚴重鼠疫，把從北路進入熱河的路口阻斷。進退兩難之際，從東北傳來另外一個信息：有人在黑龍江的昂昂溪附近發(fā)現了新石器遺址。梁思永立即打點行裝前往那里。9月28日，梁思永到達發(fā)掘現場，工作3天之后，因為天氣變冷而被迫停工。

　　這時，梁思永馬上改變行程，取道通遼，南下熱河（當時赤峰地區(qū)歸熱河省管轄）。1930年10月下旬，梁思永到達林西。他下決心準備在林西縣作一次較大規(guī)模的發(fā)掘。

　　發(fā)掘的地點被當地百姓叫做“哈拉海”。這是一塊沙窩子地，距離縣城大約4公里。當時從林西到赤峰的南北大道由它的中心穿過，位于大道西側的鍋撐子山高高聳立，是發(fā)掘遺址的最好標識。過去這里出土遺物種類和數量都較多，梁思永對這里抱了很大希望。但是，天氣不遂人愿，氣溫降到攝氏零度以下，遺址地表上的土層凍得像石頭一樣堅硬。在這種情況下，梁思永只得將挖掘計劃改成在赤峰一帶進行地面采集。

　　梁思永對英金河北岸和紅山嘴一帶的新石器及較晚時代的遺址進行了調查，收獲了新石器時期的石器和陶片等一批文物，對該區(qū)域古文化進行了初步分析研究。1930年11月27日，梁思永回到了北平。

捍衛(wèi)祖先文明  搶在日寇前面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發(fā)動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梁思永對紅山文化的考察被迫戛然而止。但他沒有放棄，而是和日寇搶時間，只手捍衛(wèi)獨屬華夏神州的紅山文明！

　　當時，日本內閣制定了“欲滅亡中國必首先滅亡滿蒙”的所謂大陸政策。日本的史學界、考古學界，按照日本政府的這一政策對中國東北、內蒙古的東部進行了大量的考古和歷史研究，為炮制滿蒙從來就不屬于中國的獨立論，尋找所謂的歷史依據。

　　1933年，有“日本考古學之父”之譽的濱田耕作親自出馬，帶領一個考古團，于1935年夏天到達赤峰，在這里進行了3個星期的大規(guī)模發(fā)掘。據有關資料記載，日本人在紅山地區(qū)發(fā)掘了兩處新石器時代居住址、31處墓葬，出土人骨29具、動物骨20具、陶器等16件、玉石珠380顆、骨器33件、青銅器14件，采集品1000多件。最后，日本的考古學家們將他們攫取的所謂“成果”，全部帶回了日本，放在了京都帝國大學教研室。3年后，濱田耕作等人發(fā)表了名為《赤峰紅山后》的發(fā)掘報告。

　　就在日本人在赤峰等地進行文化掠奪的時候，梁思永因患肋膜炎病倒了，直到1934年的春天才逐漸康復。剛剛恢復健康的梁思永，急著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整理在熱河采集的材料。

　　1934年秋天，梁思永的熱河考古報告《熱河查不干廟林西雙井赤峰等處所采集之新石器時代石器與陶片》發(fā)表。這篇考古報告，是由中國考古學者書寫的第一篇專論熱河新石器的文字。

　　在這篇報告中，梁思永有針對性地強調了一點，即他在在內蒙古東南部的通遼、開魯和赤峰地區(qū)的阿魯科爾沁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克什克騰旗、赤峰市及河北圍場、承德等地采集的紅山文化彩陶，“尤可注意的是仰韶式的彩陶”。這就將此前不被關注的遼河文明與中原仰韶文明開始緊密聯系起來，為日后研究中華民族的起源、文明的發(fā)展與交融，提供了無比廣闊的想象空間與價值無限的研究方向！

臨終不忘紅山  開啟紅山新篇

　　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四川宜賓李莊的梁思永得以回到北平休養(yǎng)。1950年8月，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成立，梁思永任副所長。

　　為培養(yǎng)考古專業(yè)的人才，梁思永積極舉辦考古工作人員的訓練班。從教學人員的配備，課程的設置，實習的選點都做認真的建設和安排。他還特別關注一些青年考古工作者的報告編寫問題。在病床上，梁思永用鉛筆在便條上完成的《殷代陶器》和《考古報告的主要內容》兩稿，是為輔導青年考古工作者編寫考古報告所列的提綱，這對考古報告的編寫有很大的指導意義，使許多青年考古工作者受益匪淺。我國老一輩的考古學家，像已故的夏鼐、尹達、郭宏均和尹煥章等人都在歷次殷墟發(fā)掘中受到梁思永的熏陶和培養(yǎng)。

　　新中國成立后的第4個年頭，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尹達將自己撰寫的部分學術論文，準備取名為《中國新石器時代》發(fā)表。抱病在身的梁思永仔細看了尹達撰寫的論文后，建議他把赤峰紅山新石器寫進文稿。1955年12月，尹達著的《中國新石器時代》出版。根據梁思永的意見，尹達專門加寫了《關于赤峰紅山后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一章作為補充。而此時，梁思永已經因病去世一年多了。

　　在《關于赤峰紅山后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一章里，尹達寫道：“紅山后新石器時代遺址，從陶器和石器的特點分析，這種文化遺存，很可能是新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相互影響之后所發(fā)生的新的文化遺存。也就是說，是含有新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兩種因素的文化遺存，我們可以名之為中國新石器時代的紅山文化。”從此，紅山文化得到正式命名！它的分布范圍，包括遼寧、內蒙古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長城地帶。

碩果震驚世界 先人得以安眠

　　梁思永病故后，由他開啟的紅山文化研究持續(xù)向前發(fā)展，沿著他指引的方向不斷獲得震驚世界的豐碩成果！

　　1956年署假期間，北京大學教授呂遵諤率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yè)學生在赤峰紅山后遺址進行了發(fā)掘，采集和發(fā)掘到彩陶、飾壓印“之”字紋的陶器，飾篦點“之”字紋的泥質紅陶以及石耜、細石器、石片。這是首次中國學者自己主持的發(fā)掘工作，并發(fā)表了《內蒙古赤峰紅山考古調查報告》。在報告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紅山文化”的名稱。

　　1973年，中國考古學家李恭篤在赤峰市敖漢旗小河沿鄉(xiāng)三道灣子遺址發(fā)現了紅山文化窖穴，在四棱山遺址發(fā)現了六座紅山文化陶窯。

　　1979年，遼寧考古專家郭大順、孫守道等在喀左興隆莊鄉(xiāng)東山嘴村的山頂臺地上發(fā)現了一處大型史前祭祀遺址。

　　1981年，郭大順、孫守道等在凌源（市）與建平縣交界處發(fā)現了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這是一處集祭壇、積石冢、女神廟于一地的大型祭祀遺址。也正是這一遺址的發(fā)現，使紅山文化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繼而掀起了紅山文化研究的熱潮！

　　20世紀90年代，隨著考古資料的日漸豐富，紅山文化的綜合研究水平整體顯著提高，同時，對紅山文化玉器的研究，也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熱點課題。

　　紅山文化，源于查海興隆洼的先紅山文化，又與趙寶溝、富河諸紅山文化共存交錯，互相影響，平行發(fā)展，從而產生了以小河沿文化為代表的后紅山文化。這種前后承襲的文化關系，使紅山文化在其盛極一時后沒有中斷，而是逐漸過渡到了距今4000年前的早期青銅器時代。

　　中國考古學會原理事長蘇秉琦先生評述說：“紅山文化壇廟冢三種遺址的發(fā)現，代表了我國北方地區(qū)史前文化發(fā)展的最高水平，它的社會發(fā)展階段向前跨進了一大步。從這里，我們看到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曙光！”

　　紅山文化研究取得今天這樣的輝煌成果，過早辭世的梁思永應該得以安眠了。

【本網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