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陽探秘

紅山玉器所昭示的“黃帝玄機”

文/張松

　　黃帝族究竟起源何地？近些年來爭議紛紛。無論是神話傳說還是正史記載，若無考古實證支持，似乎總缺乏立論底氣。隨著紅山文化遺址中的代表性器物：勾云形玉器、玉蠶、玉雕熊龍的相繼出土面世，5000年前黃帝族的真實面貌日漸清晰，黃帝源自何方的懸念，即將水落石出。

“勾云形玉器”，只有黃帝級人物才配享有

　　在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中，出土過形式各異的諸多玉器，其中，勾云形玉器是最具代表性的。這種玉器有何寓意？究竟為何人使用？對古玉研究造詣頗深的楊伯達先生認為，在“三皇五帝”的上古時代，勾云形玉器為集神權與政權于一身的部族大巫所有，而傳說中的黃帝就是具有這種特殊身份的人。“我認為，從牛河梁出土的勾云形玉器，很有可能與黃帝有關。”楊伯達如是說。

　　勾云形玉器形體扁薄而寬大，造型似卷云紋，由于其磨光技術很高，可代表當時琢玉工藝的最高水平。到目前為止，在同一時期的其它遠古文化中尚未出現此類文化玉器，因此有學者認為，勾云形玉器是紅山文化最有特色的玉器之一。

　　那么，楊伯達是如何考證出這種玉器與黃帝有關的呢？在《山海經》《史記》等古文獻古籍中有“黃帝受命中有云瑞”、“官名皆以云命中，為云師”等記載，這說明黃帝族以崇敬“云天”為己任。黃帝族崇敬“云天”，說明這個部族已進入農耕時代，祈天求雨盼五谷豐登，祈防洪澇求四季太平。在5000年前的華夏先民心中，神圣的“云天”是賜福的保證。于是，先民的寄托便形象地折射在這種造型特殊的玉器上，勾云形玉器的造型反映出紅山文化群體對“云”、“雨”的崇敬和期盼，其深層內涵是云上有天、天上有神，這是勾云形玉器產生的文化基礎。

　　在楊伯達看來，黃帝是那個時代具有崇高地位的宗教領袖，或者說是掌握著神權，控制著物權、族權、政權、軍權的部族大巫。在紅山文化的墓葬里，墓主人的社會身份應是巫。在史前文化中，只有地位無人凌駕的大巫才有權在“惟玉而葬”的積石大墓中享有大量的玉器陪葬。巫一玉一神的整合模式，是華夏民族原始信仰的本來面貌，勾云形玉器正是黃帝級人物禮天敬神時所用的“巫玉”。

紅山玉蠶，傳遞黃帝族生產訊息

　　如果說數量珍稀的勾云形玉器反映的是黃帝級人物的尊貴身份與宗教信仰，那么，屢見不鮮的“紅山玉蠶”則傳遞出黃帝族日常生產、生活的基層訊息。

　　遼寧著名考古專家馮永謙先生曾接觸過大量的紅山玉器，并對這些玉器進行過詳細分類與專題研究。其中，紅山玉蠶引起了他的高度關注。馮永謙認為，這種玉器的出現與黃帝族的生產勞動密切相關。

　　馮永謙說，在紅山文化中，蠶發(fā)現的數量不少。從其數量看，無疑可以看到蠶在紅山文化中的重要性。說明蠶在當時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甚至不可或缺。正是由于這種原因，蠶才能在這個時期普遍存在，并且由玉器反映出來。

　　紅山人對蠶的姿態(tài)觀察細致入微。比如一件小黃玉蠶，弓身俯首，這是蠶在日間于桑葉上常有的舒身姿態(tài)，形象生動，蠶身體的活動被刻畫得惟妙惟肖，動態(tài)感極強。又比如一只蠶正伏在樹葉上，你從旁側偶一觸及其身體，它馬上蜷曲弓身，這是蠶進行防衛(wèi)的一種本能反應，真實地表現出蠶的生活狀況。

　　紅山人對蠶玉的制作用料講究，雕工精美。青玉蠶中有的圓體長身，光素無紋；有的身較短而粗壯，周身節(jié)紋，特點突出；青黃玉大蠶，質地精良，明澈溫潤，制作精致，包漿自然，尤其形體碩大，實在少見。在已知的紅山文化玉蠶中，就其體量來說，至今無出其右者，非常珍貴。

　　除對蠶本身精雕細刻外，紅山人對與蠶相關的事物均情有獨鐘。紅山玉器中有不少關于蠶的玉器，如蠶蛾紋玉琮上所見的蠶蛾、伏蠶葉形飾上所見的桑葉與伏蠶等，都說明一個問題：蠶是紅山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

　　由此，馮永謙得出這樣的結論：蠶與紅山人生活息息相關，曾受其惠，達到對蠶離不開的地步，因其關系密切，故大量制作蠶來表明對蠶的特殊感情。“在中國古史中，有黃帝正妻嫘祖發(fā)明養(yǎng)蠶的事，是她教人們養(yǎng)蠶，看來此時已有紡織。史載，黃帝愛穿華服，如無紡織，華服何來？”馮永謙這樣判斷道。

　　那么，在黃帝族活動的遼西、內蒙一帶，是否有種桑養(yǎng)蠶的歷史記錄呢？馮永謙對此做過實地調查。他發(fā)現，這一地區(qū)在古代不僅有大面積桑林存在，而且還是歷朝的養(yǎng)蠶織纴重地。如在遼代，遼中京的興中府、錦州等地，就承擔著遼政府的綾錦供應。在20世紀50年代，馮永謙在遼西地區(qū)考古調查還見有大量桑樹（桑樹是養(yǎng)蠶的最基本條件）?？上Ь蛞院蟮纳罘剡\動和整治土地發(fā)展農業(yè)生產而被毀掉了。由此可知，這一地區(qū)在歷史上是具備養(yǎng)蠶條件的，而紅山文化的范圍，正涵蓋這一地區(qū)，成批出土的紅山玉蠶即為明證。

“玉雕熊龍”，黃帝起源遼西的鐵證

　　當勾云形玉器與紅山玉蠶開始引動后人對黃帝起源地的翩翩遐想時，近些年于遼西、內蒙不斷出土的“玉雕熊龍”，據一些專家考證，可視作“黃帝源自遼河邊”的實物鐵證。

　　黃帝時代的標志性符號有兩樣：龍與熊。龍文化與黃帝文明具有先天關聯。

　　《大戴禮記·五帝德》說：黃帝乘龍騎云（騎著龍、坐著云或以云當床），這可能是對黃帝族野外游獵生活狀態(tài)的形象描述。

　　《山海經·海外西經》中講到軒轅之國“人面蛇身”。袁軻先生注曰：“此言軒轅國人面蛇身，固是神子之態(tài)，推而言之，古傳黃帝或亦當作此形貌矣”。有專家考證，龍的身貌體量由蛇而來。上古時代蛇蟒遍地，毒蛇猛獸對先民威脅極大，毒蛇尤甚，先民對蛇因恐懼而敬畏，從而產生“蛇圖騰”、“蛇崇拜”，由蛇而龍，順理成章。

　　日前，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凌源市田家溝紅山文化墓地群中，首次出土了一枚與黃帝龍文化密切相關的蛇頭形玉耳墜。發(fā)掘項目領隊、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來柱說，田家溝考古出土的蛇頭形玉耳墜，此前從來沒有被發(fā)現過。這枚蛇頭形玉耳墜的大小約為成年人食指和中指并在一起的樣子。表面呈灰白色，蛇頭部嘴巴、眼睛清晰可見，而且非常光滑，底部略顯粗糙。出土時位于墓主人的耳部，經鑒定墓主為35歲至40歲的男子。王來柱認為，蛇頭形玉耳墜的出土意義重大，它改變了人們此前對“珥雙蛇”的認知?！渡胶＝洝分?ldquo;珥雙蛇”的記載曾經被理解為是在雙耳處佩戴兩條活蛇，現在看來佩戴的是蛇形裝飾品。龍的形象雖然有很多種，但蛇身對龍的形態(tài)構成是必不可少的。顯然，蛇頭形玉耳墜與龍文化有關?，F在人們對黃帝文化的說法雖然不一，但龍文化無疑是屬于黃帝文化的。朝陽市學者雷廣臻也認為，紅山文化墓地遺址出土的蛇頭形玉耳墜與《山海經》中“珥雙蛇”記載相吻合，為紅山文化與黃帝文化的關系在考古與文獻兩方面提供了非常珍貴的佐證。

　　由流傳至今的神話傳說可知，處于原始社會的盤古氏、女媧氏以至三皇五帝，都同龍有瓜葛。不過，龍形象的起源時間眾說紛紜。直到紅山文明的龍形玉被發(fā)掘面世后，才第一次以確鑿的考古材料證實，龍起源于原始社會，起源于三皇五帝時代。因此，談龍之起源，需從黃帝說起。

　　除龍外，與黃帝族有直接關系的另一圖騰符號是熊。據考古學家郭大順先生研究，紅山文化所在的遼西地區(qū)，經濟生活是以漁獵為主。熊崇拜本是漁獵民族所特有的習俗，紅山文化以熊為主要崇拜對象，正反映其東北漁獵文化的地域特性，而這種熊崇拜恰好與古史記載中“黃帝為有熊”的傳說相吻合。史載，黃帝與炎帝作戰(zhàn)，麾下有“熊、羆、貔、貅、貙、虎 ”諸部，一般認為是黃帝部族內以野獸為圖騰的諸部落的名稱，故有黃帝“號曰有熊氏”、“黃帝為有熊”等記載。這些記載，都頗具北方游牧和狩獵民族色彩。所以，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才斷言：“黃帝時代的活動中心，只有紅山文化的時空框架與之相應。”

　　以此推斷，在哪里能發(fā)現“熊龍”造型的上古器物，哪里就必然是黃帝族的起源地。近年來，隨著紅山文化考古的不斷深入，考古工作者先后發(fā)現了20余件形似熊龍的玉玦。這種玉雕熊龍是紅山文化玉器中最多的種類之一。這類玉雕熊龍除在牛河梁及附近建平縣出土較多以外，在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和西拉木倫河以北的巴林右旗、巴林左旗以及河北省的圍場縣均有出土，其分布面覆蓋了紅山文化分布區(qū)的大部分?？梢姡竦裥荦堅诩t山文化玉器中的地位非同尋常。神奇的玉雕熊龍為古史中有關黃帝傳說的記載和考證提供了一個重要實證，是有望解開長期以來撲朔迷離的黃帝乃至五帝傳說的一把鑰匙。

　　前些年，馮永謙先生在阜新曾見到劉國友先生收藏的一件熊龍。此器造型古樸，包漿淳厚，沁色自然，是典型的紅山文化遺物。收藏者征求馮永謙意見，馮永謙為其題寫了“阜新熊龍、祖先圖騰”八字相贈。對這件玉雕熊龍與黃帝族間的內在關聯，馮永謙是這樣看的：“發(fā)現的這件熊龍，非常形象，一望而知，就是熊的化身。尤其是這件熊龍比較原始，和已見的玉龍不同。首先是它所用材質為普通石料，而非精美的玉石；其次，工較疏簡，沒有精細雕刻，只具形象，也無切口。這說明它時間較早，從中可以看出其后的發(fā)展、衍變與源流的環(huán)節(jié)和過程，因此非常重要。但它本身卻又是典型的紅山文化產物。中國古史中有關于‘黃帝為有熊氏’的記載。有熊氏，以熊為圖騰，當是很自然的事。”

　　發(fā)現玉雕熊龍固然可為“黃帝源自遼河邊”提供有力佐證，但堅持“黃帝起源中原河洛”這一傳統(tǒng)觀點的專家學者提出質疑，在遼西、內蒙古發(fā)現的各式玉雕熊龍、勾云形玉佩、玉玦等，為何不能說是黃帝族從中原遷徙至遼西、內蒙古時，帶過去的呢？這種說法的確不容忽視，但近些年來的考古發(fā)現卻對這一說法予以否定。

　　眾所周知，以牛河梁為代表的紅山文化區(qū)，最具代表性的出土器物是玉豬龍、玉雕龍、勾云形玉佩、玉玦。如果這些玉器是從陜西、河南傳過來的，那么在陜西、河南一帶的考古發(fā)現中，就應找到同一時期形狀一樣或類似的玉器玉件。但迄今為止，未見相關發(fā)現。

　　有趣的是，在陜西的鳳翔縣、韓城，河南三門峽市一些地區(qū)的西周、戰(zhàn)國古墓中，卻發(fā)現了與紅山玉器形制驚人相似的玉器制品。紅山文化早于西周、戰(zhàn)國時代幾千年。這種發(fā)現只能說明一點：這些玉器的仿制藝術、傳承理念，是從紅山文化區(qū)傳到中原的，而不是相反。這就進一步證明了這樣一個不容置辯的歷史事實：黃帝族是由北向南遷徙的，黃帝族所隸屬的紅山文化是由北向南傳播的。通過這些造型奇特的紅山玉器所能提供的上古信息，我們便可順藤摸瓜，不難破解爭議千年的“黃帝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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